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迪.docVIP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及其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迪 　　如果说城市社会问题是触发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引擎，那么解决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困境与挑战也将成为中国地域政策发展的契机。尤其是城镇化过程中，空间变迁所引发的拆迁纠纷、熟人社区的瓦解、居住的空间分异、消费的道德难题等等一系列城市社会问题亟需相关城市社会学理论给予分析考察。对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发展脉络进行的梳理，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借鉴西方漫长城市扩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 另一方面，可以探寻城市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真正核心轨迹，使未来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发展能够站在学术前沿的结点上，并且为中国地域政策发展的实践进程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图式。 　　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理论谱系 　　对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与经典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关系，当下学界尚未达成共识。一些学者认为，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前者弥补了马克思空间研究的空场，因为马克思忽略了历史进程中空间的自主力量，空间只是被视为诸如生产处所、市场区域之类的自然语境。与此观点相反，另一些学者认为，辩论马克思理论中空间是否缺席，似乎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对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的贡献限制在是否提供了有关空间问题的直接论证的一隅之地，而让人忽视了更为重要的其他方面。对于这些学者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知识传统深层次上的延续。从这一意义来看，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带有鲜明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血统，它广泛吸收和发展了马克思在资本主义链条中对于城市本质的批判，以空间作为特殊的商品为理论前提，从空间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角度阐释了城市危机所在，批判城市空间扩张的唯物质主义、权力对空间权益的任意宰制、以及优势空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排斥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的地域政策发展方向，缓解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城市问题。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的开创者，列斐伏尔最为关键的贡献是提出了对空间生产的再认识，这也成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中的重要前提:将物质的、精神的和社会的空间统一在一起的独特空间观念真正地、辩证而又系统地阐释出来。在此概念之下，生产出来的物质空间背后隐喻的是社会关系的抽象空间，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成为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特殊商品和社会产物，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消费对象、政治工具。就此而言，城市的空间生产与扩张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复制与生活方式的殖民。在空间生产之后，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空间分配的过程。列斐伏尔质疑当时空间分配的不均衡，认为民众解放的目标在于空间分配权益的获得，这首先需要民众拒斥以科学之名行意识形态统治之实的城市规划，争取城市规划中的权利。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分配研究演绎出的社会警示是: 在各阶级生活条件相对良好的国家里，革命也可能发生。这种可能性，在于人们对空间碎片化、单向度的拒斥，在于对空间权益的追求。列斐伏尔在批判旧世界当中发现新世界，以空间研究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语境中得以重新出场，其视域中的新马克思主义形态渐趋成为城市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范式。 　　相比列斐伏尔对空间生产与分配的关注，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派的后起之秀，哈维则沿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的分析路径，批判地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空间交换过程中所包含的剥削和压迫。当某一城市空间进入交换过程时，利益各异的团体就会出现不同的利益诉求话语，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和规则，但往往是某些强势利益集团以所谓公共的善牺牲某些弱势团体的利益诉求，他们认为，为了公共利益最大化，只要给那些将要被迫迁居的人提供适当的补偿就可以弥补这一损失。哈维认为这种城市空间利用的所谓社会正义是建立在以效率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之上的，那么它随之而来的剥削、侵吞和占有也随市场系统的运行而同时发生。与列斐伏尔、哈维并列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三大代表人物的卡斯特尔也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引入空间消费的研究中，他从集体消费出发论证空间公共资源如何通过社会运动实现重新整合，他将城市空间视为工厂为了生产的持续而再生产劳动力的单位。劳动力的再生产依靠的是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其中交通、医疗、住房、闲暇设施等不能被分割的产品与服务的集体产品需要国家政府供给。以此为核心，卡斯特尔赋予了城市斗争新的内涵，倡导第三种都市社会运动，寻求增强地方政府的力量、邻里分散化和都市自我管理，以对抗集权国家和一个从属的、划一的领土管理，争取自由城市而斗争的市民运动。卡斯特尔超越了列斐伏尔城市革命的局限性: 包含多样性的都市运动并非不满情绪的随意表现，它们的结构及目标背负着所有伟大的历史冲突的烙痕和计划。 　　二、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对我国地域政策的启示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研究的渐趋深入是同当时西方城市化进程紧密相连的。城市空间开发的唯物质主义、内城衰落与生活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