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文化治理介入的分析框架、运作机制.docVIP

　　构建文化治理介入的分析框架、运作机制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念，这是深化管理制度改革的创新设计。社会管理模式变革既是从管理向治理转型的过程，也是治理范式不断调适和本土化的过程。文化除了一般意义上满足民众精神需求的作用之外，也内在包涵着濡化、引导、规范、沟通、动员等功能。在当前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文化作为政治、经济、金融等其他制度化手段更为深层也更为持重的力量，将不断渗透和介入社会治理结构当中，并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文之主旨，即是基于文化内在功能特点，并结合当前社会治理的探索实践，构建文化治理介入的分析框架、运作机制。 　　一、文化治理: 以文化权力的社会功能为核心 　　关于文化治理概念，学界在内涵和特征界定上尚存在较大歧义。一种观点将文化治理视为是政治生活中掌权者在对整个社会的文化资源进行分配和控制的一种策略［1］，或将之理解为通过社会治理手段处理公共文化事务、进行公共文化决策、配置文化资源与权力的过程，从而相对倾向于探讨治理手段在文化领域即文化管理的体现和运用［2］。 　　另一种观点侧重于从文化权力的社会功能角度出发，将文化治理视为是文化功能在交错着权力、资源、认同、意义和真理等的争夺场域( 政治权力场域) 的具体体现，从而将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3］。总之，以文化治理为主题的研究学者大都认识到其内在的文化 + 治理的双重学理价值，以及其背后透露出的文化学、社会学及政治学等交叉研究空间，但大体仍停留在概念描述或阐释的层面，对于文化治理的内在机制、实施途径等具体实践功能，并未作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文对于文化治理概念的应用，主要依据第二种解释界定，即着重突出文化在参与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功能。学界探讨文化对于推动社会建设及维护社会秩序的研究成果很多，且主要集中在乡村社会建设领域。其中最具代表、影响也最为深远的，是杜赞奇关于乡村权力的文化X络的论述。杜赞奇认为，文化X络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既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还包括非正式的人际关系X，如血缘关系、庇护人与被庇护人等关系以及村庄中的门头结构、生育观念、祖先崇拜等以及地方性的规范、知识和礼俗等内容。杜强调，乡村治理只有充分注重对地方文化X络的认知、接纳、利用和协同，才能有效推进乡村治理［4］。 　　基于文化X络权力的阐释，近年来国内学界也产生大批关于乡村文化的现实价值及局限性的研究，并大体围绕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基于文化复兴和再造的角度阐释乡村文化或民间文化建设的出路［5 －6］;二是基于民主政治视角探讨宗族文化与乡村民主自治的关系［7 －8］; 三是基于现代法治视角重审中国乡村传统文化的意义［9 －10］; 四是立足社会治理视角探讨乡村政策执行中的文化拒斥［11］。上述研究都多少涉及文化对于国家权力及外在制度的影响，但总体上文化与社会治理的结合研究仍不多见，研究深度也相当不够。这些不足大体可归纳于以下 3 个层面: 一是关于文化权力的阐释局限于静态式的分类( 如宗族、市场、血缘文化X络权力等) ，缺乏对文化具体功能的动态解释，从而无法深入到文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及运作逻辑当中，全方位展现文化治理的现实功能; 二是对于社会治理的内涵及概念的界定，主要局限于与政府管理相对的社会自生自发秩序( 基层自治) 的层面，过于强制其去政府化的自下而上的自治特征，从而大大限制了文化治理的内涵外延和适用范围，进而限制了文化治理功能设计和发挥的空间和可能性。三是对文化治理内涵及功能运作框架尚未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梳理，从而缺乏一种学理上的创新及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参照。 　　一个新概念的产生，取决于其新的解释力或新的应用功能。西方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引入，需要本土化的适应; 而本土化的适应，则需要文化的内在支撑或适应。文化治理概念的提出，其目的即在为治理本土化提供可供观察的理论框架，进而通过操作程序的引入，探索利用文化资源激活地方治理能力的方法或途径。因此，从文化角度切入治理，并非一种文化本位主义，也不是泛文化主义，而是将文化视为治理本身的内在要义或本属条件。 　　二、社会治理的文化支撑或文化适应 　　当前，世界先进国家的治道正在经历从统治到治理的转型。统治作为一种方式或模式，一直是国家公共事务或政治活动的唯一代名词。治理的兴起，意味着一种不同于有序统治的形态出现。鲍勃杰索普将治理形式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指的是自组织的协调方式; 广义指的是诸多方式中任何一种独立活动的协调方式［12］。罗伯特罗茨归纳了治理的六种不同用法，即最小国家、公司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控制系统、自组织X络［13］。 　　治理的含义虽然复杂，但是本文的治理主要是指公共事务领域的治理，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