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辨证对于指导中医治疗的重要作用.docVIP

　　标本辨证对于指导中医治疗的重要作用 　　六经辨证是《伤寒论》中贯穿始终的辨证方法，仔细分析，还可发现隐匿在张仲景学术思想背后的，存在一个重要的、独立辨证体系，即标本辨证。标本辨证的基本原则，就是在临证中寻找并抓住能够最短时间内令疾病痊愈的主要因素。笔者曾撰文阐述过标本辨证与中医其他辨证方法之间的关系。临床各类辨证方法，究其实质，包括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就是对于患者所表现病证的一种系统化归纳总结，并用以指导用药的思维体系。从某种程度来言，治疗效果反映辨证的可靠程度。任何离开辨证的治疗，都是无本之木; 离开治疗的辨证，是对是错，纯属纸上谈兵。伴随这种思维过程，在最终选择何种治疗方法之前，需要厘清的必定是疾病的标本态势。显然，标本辨证对于指导中医治疗具有深刻意义。 　　1、 标本辨证统领中医治法选择之根本 　　治疗疾病，离不开方法选择。立足于前述标本辨证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 标本辨证统领了中医治法选择之根本。 　　众所周知，汗、吐、下、和、温、清、消、补是中医祛除疾病的手段，也是中医应用中药组方所显现出的效果，这些方法都可以理解为使疾病获得痊愈的因素。面对疾病，治疗上为什么用此法而不用彼法，用温法而不用清法，都有标本辨证的逻辑依据存在。 　　从《伤寒论》中可以看出，药物的出入加减都是紧密结合病证来变化的。譬如: 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与太阳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这两句话，说的都是太阳病，但由于病证表现的不同，一个属于太阳伤寒，一个属于太阳中风，用方就会不同。在纷杂难辨的病症面前，有时候确实难以决断，于是人们就用麻黄汤证或者桂枝汤证、葛根汤证等来表达辨证意思，其实，完全可以用标本辨证来做最终决断。本证都属于太阳病，只是由于标症的差别，才导致最终药物取舍的不同，尽管这种变化有时可能只是一两味药的差异而已。《伤寒论》中的不少方剂，诸如桂枝汤与桂枝加桂汤、麻黄汤与葛根汤等等，几乎都是这样表现的。 　　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并没有明言采用了何种辨证方法以及运用的就是辨证施治的原则，但其字里行间却向人们精确地传达了一种信息，那就是中医治疗的原则就是辨证施治。不论是六经辨证，还是其他的独立成体系的辨证法则，无不遵循一个宗旨: 无论采用何种辨证原则，其变化的支撑点都有唯一的前提标本观念。 　　单一病证的治法可能简单，复杂病症的处置，便显得复杂; 同一种病证，可能因为标本观念的不同，治法选择上也会有所不同。譬如口腔溃疡的治疗，有人用大柴胡汤合并导赤散组方取效，有人用丹栀逍遥散合并交泰丸组方见功。前者偏重于清、下二法; 后者侧重于和、消二法。临床中常见到部分女性于行经前发作口腔溃疡，伴有痛经、便秘、急躁等症，有医生立足标症( 溃疡) 应用前方，有医生立足病本( 经前心肝火盛) 应用后方。虽都能见效，但长远来看，不治本证者，容易反复发作，不如从病本用药以求长远效果。 　　2 、标本辨证是中医治法适度融合的前提 　　病有先后，急缓。单一的治法面对复杂的病症往往成顾此失彼之势，这时就需要多种治疗方法的糅合，譬如汗、下同用，或者消补兼施，甚或温、清并做，皆是如此。就跟用药上有君臣佐使之分一样，在把不同性质的治法共用到同一个患者身上的时候，治法也是要讲分寸的，需要汗几分，需要下几分，需要消几分，需要补几分，这个度一定要拿捏好，万不能脑子一糊涂，把一张处方搞成了大杂烩，看不出清晰的思路来。 　　度之目的就是追根求源，掌握好分寸; 度之分寸又以促使疾病痊愈的各种因素为基准。中医各种治疗方法的适度融合，不仅是疾病本身的复杂性所要求的，也与药物本身功效的局限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治疗方法，利弊往往是相互依存的。譬如用到汗法，肯定离不开麻黄、荆芥、防风、柴胡等药物，这些药物选出之后，还要考虑使用汗法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会不会口干、会不会便秘? 有无必要在方子中再加入石膏、连翘、金银花、黄芩之属? 当然这些考虑也是基于对机体整个状态的综合分析: 是不是本身就是寒热错杂之证? 是不是本身还有糖尿病? 等等。 　　再举例来看，《伤寒论》第 153 条: 太阳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 因复下之，心下痞。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针，因胸烦、面色青黄、肤 者，难治; 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此条说的是治疗太阳病，医生使用汗法，致发热、恶寒，于是就应用下法，结果心下痞，当此之时，患者表里俱虚，阴阳气并竭，无阳则阴独。于是医生就复加烧针( 相当于温法) ，结果更为糟糕，出现胸烦、面色青黄。该例疾病三种治法先后应用，症状反倒愈演愈烈，而仲景依次应对: ①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 《伤寒论》第 154 条) ( 可理解为下法) ; ②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伤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