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传统刺绣.docVIP

　　社会史文化史的视角考察传统刺绣 　　近些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热的带动下，传统手工艺的研究又成为了热门。作为传统手工艺中的重要门类刺绣也不例外。检索相关研究信息，文章、专著等研究数量的确不少，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其中也存在着诸多不足。 　　首先，过度强调地域观念和地方特色。为强调自身刺绣的悠久历史而急于追根溯源，但是因为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使得这种溯源显得颇为牵强。 　　正如徐坚在一篇研究湘绣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1］244:由于以湖南民间刺绣为湘绣的前身过度追溯湘绣的起源，导致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长沙本地出土的战国到西汉刺绣的误读。它们能否与民间刺绣有联系尚存疑问，也无法与19世纪晚期崛起的湘绣联系在一起，反倒是和湖北江陵、马山出土的战国刺绣有着更紧密的关联。从空间上讲，不同区域的刺绣在题材内容、风格样式、材质技法上确有差异之处;从时间上讲，不同历史时期在对刺绣的认识与解读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差异与不同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总的说来还是大同而小异的。其次，从研究的视角来看，研究者大都是孤立地把刺绣看作一门手艺来研究。从事刺绣行业的人员多从技法的总结和创作的体会入手，总体上缺少深度。而学术界的研究又多从工艺美术史的角度着力，从而失去了研究的广度。在研究中一直以来都缺乏对刺绣与人的关系及与社会生活关系的讨论。 　　鉴于此，本文尝试打破刺绣研究的地域界限，主要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切入，利用出土文物、文献记载和图像资料，从刺绣材质的精神文化内涵、与女性的关系、与社会精英的关系特别是文人士大夫的关系，以及刺绣对于不同阶层不同人群所具有的不同意义等几个方面入手，来探讨历经数千年不衰的刺绣发展的大同。 　　1、刺绣材质的精神文化内涵 　　刺绣材质的精神文化内涵中首先包涵了对生命过程的关注。虽然目前尚无考古证据表明最早的刺绣材质是丝线，考古发掘也确实显示有其他材质的刺绣，例如羊毛、头发等。但是丝线材质至始至终占据着刺绣制品的主流，几乎也成了后世刺绣的代名词。与其他的纤维如植物纤维麻和后来的棉相比，丝的特别之处在于丝是由有生命的动物产生的纤维。与同样是取自于动物的纤维如羊毛相比较，蚕丝的取得就意味着蚕的死亡。而羊毛的取得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可以再生的。当然，现在已无法确知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社会先民对蚕和丝是如何认识的，但是从不同地区的考古发掘中都发现了许多与蚕相关的纹样和器物，或许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比如:北京平谷上宅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有陶蚕形饰［2］7，这些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史前先民对蚕有了相当的关注。赵丰［3］认为:史前先民对于蚕丝的追求起先并不是源于实际生活的需求，而是把吐丝的蚕当神灵来崇拜的。因为他们观察到了蚕一生的四种状态，并把它与人的生死与死后灵魂的去向相联系，而且把这种联想引入到丧葬和巫术。他指出，瓮棺葬和用丝绸包裹孩童尸体及用丝绸做尸衣都是与蚕茧有关联。这似乎也印证了古代人的联想是按相似性原则进行的［4］17。虽然对于无文字记载的史前先民的思想观念大都只能属于推测，但是他的观点确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而对有文字记载的殷周思想观念的研究，似乎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正如葛兆光所言:由天地四方的神秘感觉和思想出发的运思与想象，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原初起点，换句话说，是古代中国人推理和联想中不证自明的基础和依据。它通过一系列的隐喻，在思维中由此推彼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4］19，53。或许正是这种感应促使古代先民把丝作为刺绣的首选材质。 　　但是，对于生命的好奇、对于死后世界的敬畏并不是中国思想的特色而是世界普遍思想的共性［4］16。也就是说，对于生命的关注还不足以完全说明刺绣材质的精神内涵和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因。笔者认为对玉石的崇拜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中国人对玉石的崇拜和喜爱无需多说，史前文化中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还是东南的良渚文化都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中国人把玉看作神物，喜爱其温润、含蓄的感觉。董波通过不同民族对不同材质的选择和加工方法的对比发现，西域各民族选择金属与玻璃是因为他们看重光，而中国人选择玉石是因为更看重光在玉石所体现的含蓄和暧昧［5］。可能就是这种温润、含蓄正是中国人的内在精神需要。 　　这种需要还深刻影响了其他工艺门类。瓷器和漆器的兴盛都是源于对玉的模仿，董波甚至认为青铜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仿玉［5］。其实，使用丝作为刺绣的主流材质也是源于对玉石的崇拜，因为丝制品所散发的光泽与玉石有相似之处。张晓霞等［6］总结丝的基本性质时就谈到:蚕丝之白如邢窑釉色，类银类雪、温润文静，毫不炫耀闪烁;蚕丝之光，古人曰通灵辟邪，赋予其神灵的意义。此外，从古人与丝有关的文学作品中也能看出丝与玉的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