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德法兼济思想的内涵及其在我国的发展.docVIP

　　社会德法兼济思想的内涵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一、追本溯源: 我国古代德治和法治的优良传统 　　儒家和法家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显学，相对来说，儒家尚德，法家尚法。这里的尚不是绝对的，儒家思想中也有法治的思想，法家思想中不乏德治的思想，尚仅指更加侧重。 　　( 一)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德治文化渊源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继承和拓展了西周以来德治的思想，将德升华为一个更高的层次，主张德治，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礼仪规范行为，是最高等的治国方略，是实现大同社会的关键。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按照孔子的逻辑趋向，进一步发展了德及德治思想，使其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秦二世而亡，汉代秦立，统治者崇尚黄老思想。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发展，西汉的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经济恢复，黄老之学已经不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统治者迫切需要确立新的积极有为的统治思想。一代大儒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基础，揉合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部分思想，将传统儒家思想改造成为适应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体系。公元前 134 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携经其改造的新儒学隆重出场，为汉武帝所采纳。自此，儒家思想逐步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不可撼动的正统思想。 　　史哲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儒家倡导德治，因此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探讨德治的渊源，但是，儒家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并没有片面的抛弃法治，孔子曾指出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论语子路》) 。董仲舒改造儒学更是直接吸收借鉴了法家的思想，指出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也( 《春秋繁露天辨在人》) 。总体来说，秦之后，在中国封建社会进程中，儒家思想占据正统地位，但是这时儒家追求的德治并不是纯粹的德治，中国的统治思想确切来说是德主刑辅，一手抓德治，用道德教化百姓，一手抓法治，用严刑峻法打击不服教化之徒，名义上实行德治，暗地里继续推行法治，也就是事实上的阳儒阴法。 　　( 二) 从法家文化的角度看法治文化渊源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以推崇以法治国见长的一大显学。法家倡导法治，因此从法家文化的角度探讨法治的渊源，但是，就像儒家在倡导德治的同时，也主张以法辅之。在法家思想中，统一的法律与严格的刑罚是治国之本、兴邦之源。在这一前提下，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德治内容，而且法家代表人物韩非、李斯正是儒家大思想家荀子的学生，儒家和法家思想中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作为法家思想的先驱者，管仲在齐国主持变法时，实践了以法治国的思想，但也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论述，对德治的价值给予了明确的肯定。商鞅反对儒家道德教化手段，但也没有完全抛弃德的思想，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独有之，故能述仁义于天下( 《商君书． 靳令》) 也就是说，法是社会治理的基础，任力和贵法才能实现最大的仁义，最大的德。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任力不任德的思想，主张严刑峻法是最高效的治国方略。但是，韩非在坚决反对儒家的德治思想，激烈批判儒家忠孝观念的同时，又提出了一套忠孝仁义思想，而且这个思想直接成为后来新儒学具有核心地位的三纲五常，在教化方面，比先秦儒家的愚忠愚孝思想更甚之。从这个方面讲，韩非并没有摆脱传统的道德因素的限制，其思想乃至整个法家思想体系都只能说是奉行刑主德辅的思想。 　　二、兼收并蓄: 西方德法兼济思想与实践 　　我国封建社会中，儒家倡导的占据社会主流的德主刑辅思想，亦或法家倡导的刑主德辅思想，都体现了德法兼济的精神。其实，不止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方式具有德法兼济的特点。纵观西方发展史，从整体上说，法治特色尤为突出，德治思想在法治环境下，作为法治的重要补充，这实际上是法主德辅，依然体现了德法兼济的精神。 　　( 一) 西方德治和法治的思想理论渊源 　　西方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的梭伦变法。真正奠定西方法治思想理论基础的古希腊着名思想家柏拉图，他指出人性是贪婪与自私的，绝对权力导致腐败和毁灭，法律则是协调各种冲突和需要的金色纽带。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基础上按照法治优于人治思路，进一步发展了法治思想，在西方最早明确提出实施民主法治的思想，使法治思想在理论上有了重大升华。在法治发展的同时，体现德治的贤人治国的思想也不断发展，最为典型的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梭伦正是西方贤人的典范。西方思想家们在发展贤人治国思想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公民的道德教育和民主政治的实现，这也是西方德治思想的正要特点。总之，不仅西方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相对成型的德治思想也起源于此时，并且两大思想就相互联系，为后世西方德法兼济的发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方国家逐步走向封建制，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封建统治工具，和世俗封建主共同维护封建制度。在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下，基督教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