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丽希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批判及其修正.docVIP

　　英格丽希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批判及其修正 　　当代人有义务为后代创造或保持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吗?后代有权利要求其祖先为他们留下一个适宜生存的环境吗?处于不同世代、不同年龄段的人们之间是否要讲正义原则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关涉到一种非常重要的正义理论 ， 即代际正义(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代际正义也凸显了正义理论不但有共时性维度，而且还有历时性维度。如果一种正义理论仅仅关注共时性维度，漠视历时性维度，那么其就是不完全的。虽然代际正义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比如柏拉图那里就有每个家族由现在世代、未来世代以及他们的祖先所组成这样的主张，但是首先系统探讨代际正义的是约翰罗尔斯，同时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也对当代政治哲学中有关代际正义和代际伦理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常处于纷争的中心。罗尔斯在 1971 年出版的《正义论》中采取契约主义方法，对代际正义理论进行了论证，托马斯内格尔(Thomas Nagel)、德里克帕菲特(DerekParfit)和简英格丽希(Jane English)等人批判了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后来罗尔斯在《正义论》(修订版)《政治自由主义》与《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等着作中在吸取他人批评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正了自身对代际正义理论的论证，但是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一直坚守的当下时间进入解释(present time of entryinterpretation)。本文将在分析罗尔斯对代际正义理论进行的契约主义论证的基础上，探讨英格丽希对罗尔斯的代际正义理论的批判以及罗尔斯的修正，最后试图对罗尔斯的正义的储存原则提出一种可能的证明。 　　一 　　罗尔斯作为当代政治哲学的推动者，其《正义论》对当代政治哲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正义论》的出版是 20 世纪思想界的一大盛事。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是当代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正义理论，他不但关注代内正义，而且还关注代际正义：社会正义的问题既在一代之中出现，也在代与代之间出现，例如，恰当的资金储存率和自然资源及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1](136) 　　 　　在罗尔斯看来，代际正义对整个伦理学都带来了巨大挑战，如果不讨论这个重要问题，对作为公平的正义的解释就是不完全的。为什么正义理论需要涉及到代际关系呢?这与罗尔斯反复强调的社会观密切相关：罗尔斯将社会视为一种世代相继的合作体系，在这个合作体系中那些从事合作的人则都被看作自由和平等的公民，被看作终身从事社会合作的正式成员。[2](7) 　　 　　社会既然是一种世代与世代之间的公平的合作体系，每一代人仅仅是其中的一环，那么这就提出了当代人在什么程度上有义务尊重其后代这一问题，这就是代际正义所要涉及到的核心问题。罗尔斯为了建构一种融贯的正义理论，他在其很多着作中都涉及到了代际正义问题，比如《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与《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等着作。 　　罗尔斯是如何证成其代际正义理论的?与建构一般正义理论一样，罗尔斯也以功利主义为批驳对象来展开其代际正义理论。罗尔斯认为：古典功利主义原则就显然把代际之间的正义问题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了。因为，如果一个人认为人口的规模是变动的，并要求一种较高的资金边际效益和资金的长久周转的话，那么对总的功利的最大限度的追求就可能导致一种过度的积累率(至少在不久的将来)。既然从道德观点来看，人们没有理由在纯粹时间偏爱的基础上轻视未来的福利，那么结论很可能是：未来各代的较大利益足以补偿现在的牺牲。[1](287) 　　 　　在罗尔斯看来，功利主义仅仅关注功利总量，不关注功利在人与人之间的分配，如果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到代际正义问题上，那么功利主义就会主张较穷的世代为了后代获得更多的功利而做出更大的牺牲。 　　这与罗尔斯和功利主义的社会观的不同有关：罗尔斯认为社会是一个世代相续的公平合作体系，而古典功利主义的社会观则强调对社会资源的有效管理，以便把欲望体系的满足最大化。[3] 　　功利主义处理代际正义的方式与其处理代内正义的方式相比，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众所周知，罗尔斯主要以其差别原则来处理代内正义问题，那么能否将差别原则直接用来处理代际正义问题呢?如果能够的话，那么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具有高度的融贯性和解释力。依罗尔斯之见，我们并不能直接将差别原则适用于代际正义问题，差别原则仅仅适用于代内正义问题：各代分布在时间中，而它们之间的实际交换仅仅按一个方向发生，这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我们可以为后代做事，但后代不能为我们做事。这种状况是不可改变的。现在，差别原则不适用于储存问题的原因清楚了。后面的世代没有办法改善第一代的最不幸境遇。差别原则在此是不能运用的，若要运用的话，这似乎暗示着根本没有储存的情况。这样，储存问题就必须以另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