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创建理论与意义.docVIP

　　马基雅维利的政治创建理论与意义 　　在繁杂文献里，马基雅维利已经被塑造成一个极富分裂性的形象。《李维史论》与《君主论》两书看似分别处理两个截然相反的问题，前者像是在阐发共和理想，而后者则毫不讳言君主应当作恶的主张。让问题变得复杂的是，《李维史论》里清晰表达了马氏对一人支配（创建者）的重视，而在强调君主个人德行的《君主论》里，他又对共和政体念念不忘。 　　由此，马基雅维利的读者不自觉地被引向这一谜题当中：马基雅维利所追求的秩序究竟是君主专制还是共和制？然而，通过审视马基雅维利关于何种因素在自由秩序的创建与维续中最为重要的理解，笔者发现他在君主与共和制之间，所藏匿的其实是一个如何结合君主与共和诸因素、创建与维持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的问题。 　　一、君主与共和之张力下的政治创建问题 　　将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一分为二的主张由来已久，这已经成为解读马基雅维利的一种传统。论者或是基于《君主论》而对其做道德上的批判，或是在《李维史论》里找到为其辩护的理由，并从中爬梳出一套绵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共和理论。传统老派及其当代继承人谴责马基雅维利的邪恶。正如维罗里所指出的，一直以来西方都普遍将马基雅维利视为专制与暴政的倡导者，当前很多学者的看法与16、17世纪政治学家对马基雅维利的态度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马基雅维利破坏了关于政治的（亚里士多德式）真确理念，认为他把人类的高贵艺术转化为暴君统治的艺术（Viroli,1990:143）。当代也有论者直接面对马基雅维利的邪恶并从中做出新的解释，主要包括克罗齐的权力政治观及其继承者，以及回归传统老派解释的施特劳斯学派。对马基雅维利的辩护也形成了另一种解释进路。在这种进路里，《君主论》被理解为作为共和主义者的马基雅维利在特殊情形下的着作（卢梭，2002:95）。《君主论》中邪恶的主张被看成是一种无奈情形下的选择：马基雅维利不得不将自己真正的共和主张藏匿其中，《君主论》是改头换面的共和主义作品。剑桥学派延续了这种进路，他们力图通过共和主义来缓和马基雅维利学说里君主与共和的张力（Bock,Skin-ner Viroli,1990:143;Baron,1961:228;Pocock,1975:vii-viii），以反对传统老派认为马基雅维利是邪恶导师的主张。可见，君主与共和之间的对立是马氏分裂形象的主要。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的两部政治着作并不像其表面上那般对立，而且如若在政治秩序的创建这个维度看来，君主与共和的关系也不是传统所理解的那般充满张力。一方面，马基雅维利既在《君主论》中把罗马的缔造者罗慕洛列为新君主之楷模（Machiavelli,1989:25）①,又在《李维史论》中将其视为共和国的奠基者（Machiavelli,1989:420）。曼斯菲尔德从马基雅维利对罗慕洛的赞扬出发，认为他实际上是在暗示，建立共和国是君主要长久保持自己的国家和荣耀的最佳途径（Mansfield,1996:xxii）。另一方面，《李维史论》中不断论及类似于专制的东西之于共和国长治久安的意义。马基雅维利主张若要建立新共和国，或撇开其古老制度对它进行彻底改造，只能大权独揽。在他看来，任何共和国的创建，只能是一人所为，要不然它绝无可能秩序井然，即或有成，亦属凤毛麟角（Machiavelli,1989:218）。因此，君主与共和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相互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君主与共和共同构成了马基雅维利对于完美的法律秩序的基本想象，对于马基雅维利来说，君主与共和之于政治秩序的形成都是不可或缺的。 　　政治创建（foundation）是马基雅维利学说中的重要问题，与已被普遍关注的治国之术比较而言，这是另一种超越性的政治艺术，它要解决的是创建者及其创造共同体的政治活动②.阿伦特认为，在我们的思想史有这么一个政治思想家，创建概念如果不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那也是核心的这位思想家是马基雅维利.阿伦特已注意到创建作为一种使政治成为可能的重要行动是马氏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Arendt,1977:137）。马氏在《李维史论》开篇即指出，他力图凭借其对当下事物的经验以及古代知识来发现新方式和新秩序（Machiavelli,1989:190）。这种新方式和新秩序既可从思想史的角度予以辨析，也可从政治制度的维度加以理解。马基雅维利在接下的一章谈及城邦的一般起源以及罗马城的起源，将其问题转化为政治共同体的起源、立法者的作为等方面之于城邦的长治久安所具有的重大意义（Machiavelli,1989:192）。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马氏关心的是如何创建起可长治久安的秩序。 　　二、混合政体与长治久安的政治秩序 　　既然涉及到政治体的创建，那么马基雅维利也不可能回避何谓长治久安之政治秩序的问题。马氏毫不掩饰他对有着自由起源的城邦的青睐，并认为长治久安的自由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