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现形记》教案2.docVIP

《官场现形记》教案 一、关于作者 李宝嘉(1867—1906)，晚清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祖籍江苏武进(今属江苏常州)，咸丰年间，迁居山东。李宝嘉3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李翼清一家合住。李翼清在山东历任知县、同知、知府等职。宝嘉受堂伯父抚教养育，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光绪十八年（1892)李翼清辞官归籍，宝嘉一家也跟从由山东返回常州。乡居期间，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光绪二十七年(1901)，他将《游戏报》转让，另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论〈游戏报〉之本意》)，虽然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光绪二十九年(1903)，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上海的10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不满意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作者在小说《活地狱》的“楔子”里有诗说：“世界昏昏成黑暗，未知何日放光明；书生一掬伤时泪，誓洒大千救众生。”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刷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与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一致的。他希望学习西方的文明与进步，“兴利的地方兴利，除弊的地方除弊，上补朝廷之失，下救社会之偏”，“用上些水磨工夫，叫他们潜移默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连变法维新也感到过激，至于民主革命更被斥为“破坏天理国法人情”(《文明小史》)，这种想法，不仅是一种幻想，而且给他的创作带来局限。 李宝嘉的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 （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作者李修生） 二、“小说界革命” 近代末期，民族危机愈加深重，民众普遍对腐朽没落的满清政府感到无望，纷纷探索国家的出路，在政治上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改良运动，文学上也相应地出现了一系列的改良运动，“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小说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小道”，读书人多不屑为之。受西方文学观念与文学作品的启示，再加上印刷术的进步、稿酬制度的出现、文化商品市场形成的刺激，国人对于小说的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小说界革命”的纲领性文件《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响亮地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并疾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它把原处于社会文学结构边缘的小说推到中心地位，强调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倡小说为社会服务，实际上是为当时蓬勃兴起的社会改良运动服务，这样，小说就变成了知识阶层自觉运用来进行觉世新民、疗救社会的利器。应该说，重视小说的作用，无疑是进步的，但把小说当成疗治一切的手段，无疑失之片面。 不过，这些思想还是振聋发聩的，所以很快形成了一个小说刊物勃兴、小说批评和理论研究活跃、新小说创作空前繁荣的局面。阿英《晚清小说史》称晚清“成册的小说”(包括创作小说和翻译小说)，“至少在一千种上”。 这些小说有它鲜明的特色。首先是它们自觉地配合当时政治运动，有较为丰富的政治内容，凡官场的黑暗，帝国主义的横行霸道，以至政治生活中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在小说中得到反映。特别是宣传改良主义已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正因如此，也就决定了这些小说对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虽然很广泛，但是不够彻底。如它们在大力揭露官场黑暗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对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幻想；在大量揭露帝国主义凶残的同时，又对它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甚至还美化了它的“文明”和“进步”。其次，小说对现实的态度是一味地暴露、谴责，缺乏理想的光彩。这固然由于当时现实的极端黑暗和腐朽，同时也由于作家认识上的局限，看不到真正的革命力量，找不出寄托理想的正面形象。小说作者继承了我国传统的讽刺手法，而又有所发展，它的特点是笔无藏锋，达到了极度的夸张和漫画化的程度。他们经常抓住一点，大力渲染，读来痛快淋漓，但由于典型概括不够，不能留给读者以深刻动人的印象。在小说的结构上，一般都采用若断若续的长篇形式，它主要是为适应报刊的分期刊载；同时这样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受了《儒林外史》的影响。 （选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三、题旨和写作特色 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首开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