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文化与晋商文化第五讲.ppt

晋文化 主讲人：丁继恩 商贾的由来 商贾二字联缀，成为“商贾”一词。二字含义虽然大致相同，却有细微的差别。 “商”指行商，即四出外卖之人，亦即流动在外从事贸易活动者；“贾”指坐商，即坐在店铺售货之人。《白虎通义·商贾》具体诠释为“行曰‘商’”，止曰‘贾’”。 从商之人，称作“商人”。商人一词的初始含义，正如字面所直白显示的那样，就是“商朝之人”。确实地说，是商朝的遗民。 “商”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一个朝代，后来被周武王所灭。周朝建立之初，商朝遗民地位低下，既无政治权利，亦无可耕之田，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这一时期，适值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度的转型期，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对产品交换有了迫切的需求。 做买卖这个行当是社会底层穷人的无奈之举，周王朝的子民不屑为之。商朝遗民迫于生计，只好四出奔波，此买彼卖，以此为职业。 因为从事买卖这一行业的人都是商朝的遗民，所以周人将这一特定群体的人们称之为“商人”。 晋商的管理机制 晋商在中国近代史和金融贸易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不仅在于其“汇通天下、货通天下”，积累了大量财富，盖起来一座座深宅大院，更重要的是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探索出一套激励、约束、信用机制是其管理的核心所在。 晋商打工首富——毛鸿翙 1823年（道光三年）左右，西裕成颜料铺改成了后来赫赫有名的日升昌票号，毛鸿翙担任了日升昌票号的副经理，经理是雷履泰。毛、雷两个都非常能干，开始时，俩人同心协力，日升昌票号的生意也蒸蒸日上，日新月异。但一山难容二虎，两个能人在一起，时间长了，难免发生矛盾。1825年（道光五年），毛鸿翙只好被迫辞职。 毛鸿翙离开日升昌票号后，正赶上介休蔚泰厚绸缎庄的财东侯荫昌酝酿组建票号，熟悉票号业务的毛鸿翙正是求之难得的人才，于是财东侯荫昌马上聘任毛鸿翙为蔚泰厚绸缎庄的经理，并由毛全权负责改建票号的工作。 1826年（道光六年），蔚泰厚绸缎庄正式改为蔚泰厚票号，毛鸿翙成为第一任经理，多年的副经理终于转了正，这时毛鸿翙已年近不惑。不久，侯家又改建了第二个票号——新泰厚票号，毛鸿翙又兼任了经理。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两个票号的业务都蒸蒸日上，于是，毛鸿翙下工夫说服了财东侯荫昌，把侯家的蔚丰厚绸缎庄、蔚盛长绸缎庄、天成享布庄等都改为票号，组成了“蔚”字五联号。 蔚泰厚的号址，就扎在日升昌隔壁，毛鸿翙的这番举动，或多或少有与雷履泰一较短长的意味。日升昌大院里的恩怨，在更大的舞台上伸展开来。雷履泰不惜以赔钱的代价，挤得毛鸿翙没法在苏州开办分号。毛鸿翙在京津、汉口，一再让雷履泰丢城失地。雷履泰给自己的儿子起名雷鸿翙，毛鸿翙马上还以颜色，给孙子起名毛履泰。这场争斗一直延续到雷履泰去世。 结果，两人的这种激烈竞争，反使山西票号业迅速发展起来。 出资者为银股，出力者为身股 特点 顶身股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顶上股份后，发生了重大过失，还可酌情扣除股份，直至开除出号！不过，只要你辛辛苦苦一辈子，去世后，其家属还可以继续领取三个帐期的红利，叫做故身股，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充满了人情味，所以晋商字号的员工都十分珍惜顶身股的机会。都会尽心竭力地工作，报答企业的知遇之恩。 晋商的身股制其实就是股票期权的雏形，而且股票期权存在的缺乏股份来源与相关法律冲突等难题也应从身股制度中得到一点启示。 优点 这种顶身股制度实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它有利于调动员工的积极性，避免了企业内盗行为，保证了资金的安全。因为，你一旦顶上了股份，企业经营业绩的好坏就和员工个人的利益挂起了钩，你也不用三心二意，另打算盘，只有一心一意做好工作，企业效益好了，水涨才能船高，自己才会得到好处。 约束机制： 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 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 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 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 信用机制 针对职员的信用机制： 学徒制和号内晋升制： 　　一个人从十几岁进店做学徒，有了四五年甚至八九年学徒经历才安排到正式业务岗位，独档一面的工作，甚至安排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一方面说明大掌柜对自己比较了解，比较信任，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岗位来之不易。特别是做到分号的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