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量刑建议权要体现控辩协商的价值.PDFVIP

检察日报/2006 年/3 月/1 日/第003 版 实务 设置量刑建议权要体现控辩协商的价值 冀祥德 ●“交易”一词在中国被赋予了过于浓重的商业色彩，故笔者主张将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之 借鉴称为“控辩协商”为宜。一方面，可使被构建制度本身的称谓凸现控辩双方的平等与理性， 避免“交易”可能被读出的隐秘性以及“讨价还价”所隐含的“和稀泥”特性；另一方面，顺应 了国际 ●从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构建的视野看中国检察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检察权之现 状与控辩协商制度构建的底线相距甚远：起诉裁量权范围的狭窄，量刑建议权的缺失，是建立中 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基础羁绊。因此，应当扩大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并赋予检察官以量刑建议 权。 笔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辩诉交易之研究，探寻构建“中国式的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之道。 在该制度之称谓问题上，笔者认为，“交易”一词在中国被赋予了过于浓重的商业色彩，考虑到 中国公众对于杀人、放火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焉能“交易”的容忍度，以及学者关于“正义无价， 如何“上市”的担忧，故主张将辩诉交易制度在中国之借鉴，称之为“控辩协商”。一方面，可 使被构建制度本身的称谓凸现控辩现平等与理性，避免“交易”可能被读出的隐秘性以及“讨价 还价”所隐含的“和稀泥”特性；另一方面，顺应了国际刑法对于犯罪非刑罚化和轻刑化的发展 趋势，为协商性司法在中国的驻足，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化，辩诉交易在中国司法制度中的生成，远非辩诉交易制度 之能否中国化问题本身，而牵涉到观念基础、文化基础与制度基础的变迁，但无论如何，构建这 样一项具有时代法治意义的司法制度，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从中国控辩协商制度构建的视野看中国检察权，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检察权之现状 与控辩协商制度构建的底线相距甚远：起诉裁量权范围的狭窄，量刑建议权的缺失，是建立中国 控辩协商制度的基础羁绊。因此，从构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视野看中国检察权，检察权当需扩 张：扩大起诉裁量权的适用范围，赋予检察官以量刑建议权。当然，刑事检察权的扩张必须考虑 控辩平等，做到在一定规制之下的有限扩张。 ■起诉裁量权的扩张与规制：扩大不起诉权 从辩诉交易在两大法系不同国家的实践情况来看，检察官在不同程度上享有起诉自由裁量权 是辩诉交易得以生成与发展的前提性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对于 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 定。”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检察机关相对不起诉的自由裁量权。但是，现有起诉自由 裁量权的立法规定受限于“犯罪情节轻微”，而且有限的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也遭到限制。从 构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视角，考量我国目前的起诉裁量权，应作如下扩张与规制： 1.依法充分行使不起诉权。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有一定的相对不起诉自由裁量权， 在检察司法实践中，也在运用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我们对起诉自由裁量权存在与行使的担忧， 对于这一起诉自由裁量权的适用，又人为地施以限制，有的甚至在检察工作考核中，明确规定刑 事案件的不起诉率，使得不少本可以作不起诉处理、减少诉讼成本与司法资源的案件进入审判程 序，既造成了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又不利于强化检察监督职能。从问题的本质来看，刑事 案件中不起诉率的高低，是由案件本身的情状与现行法律规范的宽严决定的，因而应走出规定不 起诉率、限制使用不起诉权的思维误区，依法充分行使不起诉自由裁量权。而规定不起诉率，限 第1 页 共3 页 制不起诉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则恰恰是权力的滥用。 2.扩大相对不起诉权的适用范围。不起诉制度之内在机能在于通过不起诉权力的行使，唤醒 被不起诉人之良知，既达到防治再行犯罪之预防目的，又实现终止诉讼程序、减少诉讼成本之效 率追求。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过程中，吸纳了当今世界刑事诉讼理论的文明成果，有条件地采 用了起诉便宜主义，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起诉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规定相对不起诉的范围仅 限于轻微犯罪，排除了考虑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小而适用不起诉决定的可能性，遏制 了不起诉制度中起诉便宜主义的机能发挥。笔者认为，对于不起诉权适用范围的扩大，不仅可以 扩大到所有过失犯罪，而且可以扩张到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共同犯罪中之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