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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唐任伍 日本作为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领土面积仅及美国的1/25 或中国的 1/26。然而短短数 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大国。据统计，1992 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达到了36710 亿美元，1993 年超过了4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达到1064 亿美元。预计1995 年， 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可能达到5 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日本 经济腾飞有多方面的因素，其中的文化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 日本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延。具有5000 年文明的中国古代文 化，对其周围的地区和民族的古代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进入铁器时代的“汉民族向四周长 足发展，其余势也波及到我们日本列岛，给日本带来了金属文化和农耕技术。”〔1〕公元六七 世纪，日本掀起了第一次全面吸收外来文化的高潮，唐文化全面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民族。日 本奈良的平城京（710～784）在设计思想、平面布局、功能区分、城市绿化等方面模仿唐长 安城，甚至许多宫殿、街道、市场、里坊的名称也与唐长安城相同。日本于645 年（大化六 年）实行大化革新，并颁布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701 （大宝元年）年颁布《大宝律令》， 宗唐律为范本。大化革新建立的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移植，“本 朝官习之别……大抵皆沿唐制”〔2〕。朝廷的礼仪也模仿唐朝，“朝会之礼，常服之制，拜跪 之礼等，不论男女，一准唐律。”〔3〕日本和尚《答风俗问》中“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的诗句，也是最好的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从思想方法、行为方式、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诸 方面，全面影响、熏陶着日本民族的国民性。因此，日本学者大多承认是中国古代文明哺育 了日本古代文化。正如日本学者吉田茂所说：“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 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4〕日本正是以这种灵活吸收的方式，使历史的发展出现了 “蛙跳式”的飞跃变化，越过青铜时代，直接由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 但是，作为原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成分——儒家思想，是奠基于农业宗法社会 之上的，是为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服务的。作为封建体系中的一部分，儒家文化在适应世界 上有着超常的生命力。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国民，极易养成四平八稳的习惯和惰性。中国封建 社会延续了2000 多年，发育极为成熟，不易被否定，不易发生变动，表现出了恒常的稳定性。 而这正是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存在着维系稳定的文化结构使然。这种文化结构阻碍着资本 主义因素的发育和成长，阻碍着近代化的产生。 作为继发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文化，自然也成为维系日本封建制度生存和发展的稳 定器。明治维新前的日本，是一个与中国封建政权非常相似的、完备的、成熟的封建国家。 日本历史上最末一个封建政权德川幕府，是一个纯粹的农业国家，农村人口占80％，对农民 的剥削和统治成为德川政权的立国之本。幕府实行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禁止农民自由 改换职业，把农民永久地禁锢在土地上。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中国文化传统，包 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谦恭礼让的处世态度，重义轻利的价值判断，求同的思维方式与知 足的文化心理，也成为19 世纪中叶以前日本文化的中心内容，熏陶哺育着日本国民。日本封 建制度延续时间非常长，也与吸收、融汇了具有稳定作用的中国儒家文化有关。 儒家文化的宗旨和基本功能，是为了求得稳定和谐，求得“大统一”的协调。它不像希 腊传统文化那样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像印度传统文化那样注重人与神的关系，而是注 重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人与人的现实关系。这种文化注重于群体而轻视个体，与现代意识和 竞争风格不相适应。本世纪初，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中国儒教后认为，儒教和清教 一样是出于理性的，不过二者有一个基本差别：清教运用理性去控制世界，而儒教则试图适 应世界。韦伯的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从中国历史的发展历程来看，儒家文化传统是阻 碍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正是这种文化把日本带入封建社会，并使其稳 定发展。因此，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启动因素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相反，在某种程度上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日本近代化和资本主义产生的阻力。 二 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全面启动，大部分学者都承认起自于明治维新这一场政治变革。明 治以前，尽管日本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仍然是隶属于封建经济范畴，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