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案例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docVIP

经济法与相关部门法的关系(本案例是在田予冬所撰《河北巨富孙大午“草根金融”覆灭》（/editor/030721/030721_151632.html）新闻稿的基础上，参考其他公开报道资料而改写成的。) 笔者在此尽可能不以“事件化”媒体叙事，而是作为以“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行为”为主的“单位犯罪”案件。并且，仅仅从“双罚制”的角度来看待孙大午作为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责任问题。——经济法与民法、刑法的边界 【案情介绍】 2003年7月5日，河北省徐水县公安部门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名逮捕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董事长孙大午。 对此，徐水县有关部门认为，自1993年以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违反《中国人民银行法》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开向内部及周边村镇群众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间，中国人民银行徐水支行曾多次警告甚至处罚过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并责令停止吸储。但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照搞不误，致使所在地附近的几个营业网点几乎吸收不到存款，对当地信用社造成很大冲击，扰乱了金融秩序。 在此情况下，2003年5月29日，公安机关对孙大午实施了刑事拘留。同年7月5日，徐水县检察机关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名，正式批准逮捕了孙大午，并起诉了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孙大午。 庭审中，作为公诉机关的河北省徐水县人民检察院指控，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为筹集资金，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于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通过在各村设立代办点，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承诺不交利息税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变相吸收存款1 627单，共计1 308万余元，涉及611人。检察机关还举证说，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在吸收公众存款时，名义上出具的是借款凭证或借据，实质上却是存单制式凭证。根据《刑法》第176条的规定，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行为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已经构成非法吸收存款罪。另外，由于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在吸收公众存款过程中，将吸收资金的对象扩大到社会不特定的多数人，而使得这种行为与借贷对象特定的民间借贷产生了本质的区别。 针对控方的上述刑事起诉，被告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其法定代表人孙大午及其辩护律师从合法民间借贷的思路来论证上述被控行为的合法性。他们在辩论中认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吸收的资金并没有被挥霍浪费，也没有将借款转贷给他人赚取利息，而是用于本公司的生产经营以及兴办教育。不仅如此，孙大午被捕前一直住在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简陋的宿舍中，其父母也住在破旧的平房中。另外，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成立不仅解决了当地一千五百多人的就业问题，每年给邻村发出工资六百多万元，而且，还带动了该地其他产业的发展。再则，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借款对象大部分来自公司员工沾亲带故的亲戚朋友，不属于公诉机关所称的“不特定社会公众”。并且，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信用状况以及资产负债率远优于周边的信用社，也即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的集资行为，并没有造成社会危害，算不上扰乱金融秩序。 对此案件的审理，媒体和理论界人士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关注。最终，经徐水县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后，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为基本判决结论，判处河北大午农牧集团公司罚金30万元，并同时判处其法定代表人孙大午有期徒刑3年，缓期4年执行，罚金10万元。 【法律问题】 1经济法与民法、刑法的边界。 2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公私交融性”的经济法的制度功能的实现。 【法理分析】 经济法尤其是中国经济法自其出生以来，一直就面临着两个密切联系的问题的困扰：一是如何理解经济法的“公私交融性”及其与公、私法划分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我们如何在理论和制度上对经济法与民法、行政法、刑法的边界进行较为清晰的界分。二是经济法理论和制度自身如何同现实经济社会生活尤其是转型中国的火热现实建立起联系来？ 而民营经济，作为中国转型阶段行走于“国退民进”甚至“国进民进”交锋面的特定现象，对于理解和回答经济法的上述基本问题具有潜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此，我们选定新近发生在转型中国背景下的一个非常具有社会影响力和法律分析价值的草根金融案例，通过对其中分别代表民法（私法）和刑法（公法）两种立场的控辩双方思路的检视，来对上述经济法面临的困境及其出路做一些尝试性思考与回答。 （一）经济法与民法、刑法的边界 从较为严格的法律分析主义，也即我们所熟知的法条主义和司法操作技术角度，来分析和看待本案中控方的刑事犯罪思路与辩方的合法民事借贷立场，并试图从中揭示出这两种法律论证思路与其论证对象之间的内在冲突，进而在挖掘中国现实经济法律制度和借鉴国外相关法制经验的基础上，来探寻经济法存在的可能与方式，并最终为划清经济法与民法、刑法之间的边界提供一种视角。 首先，我们来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