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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体意识的回归 ——评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 04级 汉语言文学 李小亚 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研究因为众多的原因，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在一种不正常的学术氛围之中，几十年的大陆小说史和文学史研究几乎把整个文学史纳入一个不可变更甚至根本不容怀疑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框架又着重于文本与外部的联系尤其是与政治的联系，把文学史变成了社会史、革命史的如影随者。这可谓是一个文学传统了，古人就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 ①。八十年代以来，文学史的研究有一个重要的倾向就是逐步消解以往简单化的文学理论教条对于文学史的强有力的束缚，抵制完全用政治标准对文学史料（包括作品）进行任意删消以达到某种背离文学本体发展历史的纯粹的宣传目的②，从而努力恢复文学现象本身的多元性、复杂性，以求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性。 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就是这种努力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研究格局。《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注重于“在世界文学的广阔背景下来考察中国最近九十多年小说发展的总体特征及规律”③ 陈平原小说史研究的出发点是一种内部研究的思路，如叙事模式、小说类型、小说史作为文学史的自律性等等都是以小说形式层面的特征作为切入点，以高屋建瓴地眼光在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小说的内部因素。《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可以说是做到了两个主体意识的回归：小说主体意识的回归与作者主体意识的回归。 一、小说主体意识的回归 每一个研究对象，每一部学术论著都有自己的主题，这些主题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尽管人类的各种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人文学科的主题也是密切相关的，但之所以又有分科和分类，也就意味着各种活动、各种人文学科有其特殊性和独立性。文学就是文学，就是要解决文学领域内的问题，尽管它和社会形态、政治、经济等关系密切，但其主体应该是文学史本身。也就是说文学史就是文学史而不是经济史或社会史一样。然而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自明之理长期以来不被人承认。结果在文学研究领域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人们在文学史著作中竭尽所能探讨各种社会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问题，而文学本身的问题几乎被遗忘了。古有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就是新中国建立后文化专制也出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了十年文革的巨大的浩劫，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悲哀。事物之间是有着紧密的联系的，但这种联系是客观的、真实的，不是牵强的、胡乱的。不可否认，在文学史著作里表示对社会问题一定的关注，是合理的，但当各种社会问题成了文学史的主题，而文学本身的问题被置于不闻不问的境地时，就不能认为是合理的了。然而截至到八十年代末，各种文学史著作实际上仍然有意地或者是无奈地以社会问题为主题。因而其研究都不过是“文学中的社会问题史”，作为文学史则有点名不副实。《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则从根本上纠正了这种主题的偏离，从而使这部著作真正成为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史。单看各章的标题，就可以发现它是紧扣着文学自身的问题及其相关问题：“新小说的诞生”、“域外小说的刺激与启迪”、“商品化与书面化倾向”、“由俗入雅与回雅向俗”、“集锦式与片断化”、“文白并存的小说文体”、“从官场到情场”、“旅行者得叙事功能”、“实录、谴责与感伤”，让人一看就知是一部文学史著作，而且是一部抓住了所研究的文学现象特有问题的文学史著作。 《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成功引入了种种纯文学的研究角度和方法——如结构、视角、类型、风格、文体等。 在小说结构上，这部著作在第五章作了详尽的阐述：长篇小说的结构类型有“珠花式”和“集锦式”这主要是从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角度来讲，短篇小说的结构类型有“盆景式”和“片断化”，这主要是从与长篇小说划清界限寻求自己独立品格角度上来讲的。在这一章中作者努力把握对清末民初小说界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这四种结构类型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对清末民初小说整体面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对于小说的文体，《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则具有垦荒的性质。在中国古代，小说文体远没有诗、词、曲、文的文体那样得到理论家的普遍关注。在晚清人们逐渐注意到了小说的文体，小说在文体上不仅仅是有文白之分，五四小说文体是在白话基础上，调入部分方言口语、文言词汇，以及新名词和西洋句法文法。文章主要概述了清末民初文坛上白话小说、文言小说、古文小说、骈文小说各自的发展，以及对以上各种文体都有影响的译本文体。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在这部著作中引入了叙事学的角度，来阐释小说发展。著作的第八章，着重讲了清末民初小说的“旅行者”的叙事功能。在清末民初的“新小说”中，以“旅行者”为小说的主要角色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