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性障碍正使城化蜕变为城自我现代化.PDF

制度性障碍正使城市化蜕变为城市自我现代化 文贯中 熊金武 摘要：在中国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下，城市经济的发展虽然使城市基 础设施不断现代化，却不能大量吸收农村人口和外来人口，导致真正城市化率的提高十分缓 慢，城市化的集聚效应大幅度浪费，城市化正蜕变为城市的自我现代化。提升法治精神，发 挥市场主导，辅以政府规划，是回归城市化本义的当然方向。鉴于中国城市现代化水平迅速 提高，大力吸收农民进入城市已是当务之急，也是使城市繁荣为更多农村人口分享的最佳途 径。 随着2011年的到来，中国的十二五计划徐徐拉开序幕。 面对更为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 势，究竟如何进一步展开经济和政治改革？改革的主攻方向又在哪里？这是所有希望中国改 革成功的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对此，我们不揣浅陋，提出有针对性的看法。在我们看来，城 市化是中国走出农本社会，实现中国最大社会变迁的关键，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内生增 长的基础。然而中国过去没有正确认知城市化的涵义，并受制于传统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户 籍制度和土地制度，导致城市化被扭曲为城市自我现代化。面对今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种 种乱局，我们认为，深化改革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尽速落实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问题 的决议的相关决定，应作为当务之急，不应再以任何借口敷衍、推迟。彻底改革这两项完全 过时的制度，已成为市场导向改革成功与否的必要条件。 一、城市化蜕变为城市自我现代化及其后果 （一）城市化还是城市自我现代化—包容性还是排斥性 正像著名的中国区域经济和城市规划权威陈栋生先生指出的，“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 是化地不化人。” 这真是一针见血的归纳。从城市化的本意来看，应该是一个两维的过程， 即包括两重任务。第一重任务是城市化率的提高，另一重任务是城市的不断现代化。这两重 任务的区别是，前者指的是吸收各地农民进城定居，从而提高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 要强调的是，进城定居的不仅涉及农村劳动力，还应涉及其家人的团聚和再生产，并涉及他 们的逐步市民化过程。这一重任务具有紧迫性，也是解决三农问题、避免城乡收入差恶性扩 大的关键。后者是指城市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上升和社会文化生 活的日益丰富等等。这后一重任务永远没有终点。即使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城市化率基本稳 定的最发达国家，因科技和人文理念的不断演进，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也永远不会终止。 在人口、资本、土地等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市场导向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化率的提高 和城市现代化这两重任务并不会相互排斥，而是相互包容，同时进行的。换言之，随着城市 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会增强对农村人口的吸收，消化能力。同时，城市化 率的提高为城市发展带来更充沛的劳动力和更深厚的人力资本，从而吸引更多的技术和资 本，通过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一步促进城市现代化的提升。 然而，在一些特殊的制度结构下，城市化的两重任务会相互排斥。一种情况是城市的现 代化水平单维地不断提高的同时，城市失去自动吸收外来农村人口的能力，导致城市化率的 提高极为缓慢。这种城市现代化必然蜕变为排外性的城市自我现代化。与之相反，在另一些 特殊的制度下，城市化率的提高过快，城市现代化的速度缓慢，导致诸如贫民窟扩大化，基 1 础设施陈旧等的偏差。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都是难以避免的发展阶段， 为农民以低成本进入城市，穷尽城市的集聚效应，分享城市的繁荣，提供机会。而且，人口 集聚本身也提供加深分工，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采取行政手段禁止贫民窟并不能否认各 式各样贫民窟（群居楼化、群居化）客观出现的事实，更会剥夺许多农民通过贫民窟低成本 融入城市的机会。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城市化蜕变成为“化地不化人”，走上土地密集、 资本密集，而人气不足的道路，必然会加剧城乡差距，也就丧失了城市化的真正意义。 （二）中国城市化蜕变为片面追求自我现代化的实证数据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在城市的现代化方面成就举世瞩目。1990年到2008年，中国 城市建成区面积从1.29万平方公里扩张到了3.63万平方公里，19年间扩张了181%，平均每年 扩张建成区1232平方公里。同期城镇实有住宅建筑面积从20.0亿平方米增长到了119亿平方 米，相当于增长了500% ，城镇居民住房面积人均从13.7平方米上升为28.3平方米。但必须指 出，这些成就是通过每年高达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