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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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10-03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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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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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讨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墓志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子太保讳异之孙,检校尚书右仆射兼御史大夫、淮南节度使、赠太师、贞公讳从之第二子。”43叙其科第:“慎由始以习《左氏春秋》、《尚书》、《论语》、《孝经》、《尔雅》,随明经试,获第于有司。后举进士,对直言极谏制,皆在其选。”43叙其婚姻:“妻范阳郡夫人卢氏,试大理评事寓女,有德行,先一年没,至是合葬焉。”44其中所叙之仕 [摘要] 新出土文献中,唐代墓志铭数量最多。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是重要的方面,探讨墓志铭的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更能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   [关键词] 新出土文献; 唐代墓志; 墓志文体; 文学自传; 文学家传; 家族因素   胡可先: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zbjy.提供,. 文学自传与文学家传: 新出土唐代墓志文体的家族因素   2013年7月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墓志铭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文学,与一般的传记文学相比,具有独特的文体属性和社会属性。就文体属性而言,它是传记体散文和颂赞体铭文紧密融合的一种传记文学体式;就社会属性而言,举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宗教、艺术、家族、婚姻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墓志铭产生于东汉,发展于南北朝,繁盛于唐代。新出土的唐代墓志保守估计也在万方以上。在墓志铭的诸种特性之中,家族因素无疑是重要的方面,因而探讨其家族因素和传记文学的关系,就是新出土唐代墓志研究的重要课题。结合墓志志主与撰者身份来进行综合考察,唐代墓志在文体属性与家族属性方面的紧密联系主要表现出三种情况:一是文学家自己撰写的墓志铭,我们称“自撰墓志”,这是特殊类型的自传文章,志主和撰者融而为一;二是家人或族人撰写的墓志铭,这比其他人撰写的墓志铭更体现出家传的特点;三是夫妻之间撰写的特殊墓志铭,具有家族与婚姻的双重特性。唐代以前的墓志铭因题署撰人者不多,故而这三方面的特征只有唐代墓志才凸显出来。   一   自撰墓志是一种特殊的墓志铭,也是撰者所作的特殊形式的自传文章,或叙行迹,或述家世,或抒感慨,或发议论。与一般墓志相较,它更能表现出撰者的性格、心理与文才,既是生命本真的映现,也是文学个性的凸显。自撰墓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北朝李行之临终前的口授墓志铭。《北史·序传·李行之传》记载:“临终,命家人薄葬,口授墓志以纪其志曰:‘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终于某所。年将六纪,官历四朝,道协希夷,事忘可否。虽硕德高风,有倾先构;而立身行己,无愧夙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终,有何忧喜于其间哉!乃为铭曰: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言终而绝。”[1]卷一○○,3321这是现存最早的口授墓志铭,但是否模勒上石则不得而知。宋朱翌《猗觉寮杂记》卷下对自撰墓志所做的总体论述云:“杜预自表营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取制于邢山郑祭仲之墓。陶渊明作自挽词、自祭文。杜牧之、白乐天、辛秘、李栖筠、王绩、严挺之、柳子华皆自撰墓志。卢照邻、李适、司空图自作墓,卫大经自凿墓,自为志。颜鲁公在蔡州,度必死,乃作遗表、墓志、祭文。谓之达亦可,谓之近名亦可。处死若鲁公,可也。”[2]58可见,自撰墓志都是自己撰文以抒发对一生的感慨,或寄托对于身后的安排和希望。   唐人自撰墓志且为传世文献所录者,有王绩《自撰墓志铭》、严挺之《自撰墓志》、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杜牧《自撰墓志铭》、刘处静《元墟墓志铭》、颜荛《自草墓志》等   对唐人自撰墓志的研究主要局限于传世文献的利用方面,参见黄清发《论唐人自撰墓志及其本质特征》,载《唐代文学研究》第11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8页;黄震《论唐人自撰墓志》,载《长江学术》2006年第1期,第163167页。。因为志主与撰志者是同一主体,因而表现的情感更真实,实用的色彩减弱,抒情的成分增浓,也就更具有文学性。同时,自撰墓志是活着的自己对死去的自己的设想,因而较普通墓志也更有独创性。   新出土的石刻文献中也发现了一些自撰墓志铭,这些墓志表现出与普通墓志不同的面貌,也与传世文献所记载的自撰墓志有所差异。其数量不下于十方:《唐朝议郎守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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