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晋元中学李惠军：三论：“过程”目标化.docVIP

2008年12月25日，在《历史教学问题》杂志、静安区教育学院组织的“中学历史课程‘过程与方法’目标讨论会”上，我就“过程”目标化问题提出了质疑。蒙王斯德、李月琴教授之请，我把谈话整理成《“过程”目标化，值得三思！》[1]。 后来，学习了陈志刚教授《也谈历史课程“过程与方法”目标问题——与李惠军老师商榷》[2] 颇受启发。于是，我又发表《“过程”目标化，值得慎思——拜读陈志刚老师文章后的收获和体会》[3] 以示回复。 近三个月来，关于“过程与方法”目标的讨论，似乎一夜之间变成热点和焦点。翻翻《历史教学》、《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历史教学问题》，查查“历史课程网”便可见一斑。大家几乎是一个声音、一个观点——“过程”即目标，只是论证角度，诠释方法不同而已。萦绕我脑海中的质疑几乎处于“四面楚歌”之中！我也曾试图让自己从多个角度思考，以便深刻领会“过程”即目标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但是，我依然愚钝而不能释然！ 一、“鱼”与“渔”之辨引发的深思。 不止一位专家为了说明“过程”即目标，在求证中特别提出了一条看似有理、有利、有力的“铁证”——“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粗看起来，好像言之有理，形象生动，但却经不起细细的推敲。我和专家们的共识是：“过程”无比重要；“过程”的行为主体是学生。正因为基于这样两点共识，所以反顾咀嚼这个“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比喻，就会发觉论者们恰恰陷入了一个不可自拔的逻辑紊乱境地。 其一，这个家喻户晓的成语中之“鱼”和“渔”，显然比喻的是作为“知识”结果（“鱼”）和作为“方法”的目标（“渔”）。我们无论如何都看不出其中有“过程”之意（无论是“鱼”抑或“渔”）。相反，无论是给与“鱼”，还是给与“鱼”，都必须存之于“过程”之中，离开了“过程”则一无所获。这恰恰证明了“过程”之重要！遗憾的是，这个成语非常经典，但却与专家们要论证的观点——“过程”即目标如此牵强附会，大有指鹿为马之惑。我们在生活中往往有约定成俗的思维惯性。但是，在学术研究中还是严谨一点、精准一点为好。 其二，切莫忽视了成语中的“授之”二字！“授”的行为主体是谁？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为动词的主体是诸如长者、师傅或老师等；“之”作为人称代词又是指代谁？有点基础的人都知道，这个人称代词代之诸如晚辈、弟子或学生等；“授之”二字连起来又是什么意思？我想不用解释都知道，是诸如长者、师傅或老师“给以”、“传给”或“交给”诸如晚辈、弟子或学生“鱼”（知识）和“渔”（方法）。谨慎地澄清了上述基本问题后，我们便会发现，人们在借用成语论证“过程”即目标时，不由自主地却犯了一个把“目标”行为主体给“张冠李戴”！一方面我们一再强调“目标”的行为主体是学生；另一方面我们却又用一个行为主体指向于老师，并明显强调老师“授之”的成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显然，人们已经自相矛盾地制造了一个主体错位和过程缺位的乱象。 其三，需要提醒的是，当我们欲借助于“鱼”与“渔”，来论证“过程”是目标，并进一步论证“三维目标”。对于前者来，就如同我在前面所分析，它既无“过程”指内涵，又导致了行为主体的错位。同时，我们所病诟的“传统”教学只注重“授之”，而忽视目标行为主体——学生的现象，不是正在我们的妙笔之下，论证之余获得了“新生”和“褒扬”了吗？至于后者，成语仅仅表示了“得到鱼”和“会钓鱼”。遗憾的是，它没有表达出“乐钓鱼”这个“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意境。因此，似有逻辑上以偏概全之嫌。这个引用粗看精彩、精妙，但却经不起科学和严谨的推敲。所以，我们依然不能心悦诚服地理解并接受“过程”目标化的说法。 二、多一点缜密性，少一点绝对化。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陈辉教授《历史新课程“过程”目标初探》一文[4]写的好，值得一读！陈老师从“过程”的重要定位、价值、落实几个角度，全面论述了“过程”在历史教学中的作用。在“过程”的重要性上，我不仅从陈老师的文章中受益颇多，而且大有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之感叹！但是，我依然不能信服的是文章中所言“‘过程’不仅应该、能够、而且必须成为中学历史课程的一大目标”的绝对化论断。陈老师之所以如此绝对肯定，其理由之一是：“由于历史本身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特点，因此人们要真正理解历史、认同历史，就必须在学习历史时做到‘神入’历史，亦即设法将自己的身心意志、思想情感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了解当时人、思考当时事”。否则，按照陈老师的逻辑，就没有“资格去评说历史”了！ 在我看来，这种看似天衣无缝、无懈可击的绝对化说法，以及印证这种绝对化说法的理由，似乎也是“绝对”值得缜密考量的！尤其是当我们从一线教学实践层面想想，其中的逻辑漏洞和难圆其说之处更是十分明显的。 第一，历史，的确具有“不可重复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