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docVIP

　　简论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 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论文导读：本论文是一篇关于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的优秀论文范文,对正在写有关于爸爸论文的写有一定的参考和指导作用,江青决定《红岩》不搞了，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她要另搞一个新戏：党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但是没影的事也得干。爸爸和阎肃，根据江青的意图，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个提纲，定了剧名——（《山城旭日》。然后向江青汇报 “文革”前——第一次见江青 　　《沙家浜》剧本改编之后，爸爸才和江青第一次见了面，这已经是1964年的冬天。 　　江青召见爸爸是她想搞一出新戏。当时小说《红岩》出版不久，在全国引起相当轰动。于是江青就想借用这个题材搞一个京剧《红岩》。为此，江青从外面调来了不少人。有《红岩》小说的罗广斌、杨益言，有空政文工团的编剧阎肃，他写的歌剧《江姐》当时也很有影响。北京京剧团参加的是党委书记薛恩厚和汪父亲汪曾祺，站在政治漩涡的边缘由.收集,如需论文可联系我们.曾祺。 　　爸爸第一次见江青是在中南海颐年堂。那是薛恩厚带着他和阎肃去参加关于《红岩》改编的座谈会，在场的有罗广斌、杨益言，还有林默涵。 　　在中南海，爸爸偶然见过 一面，是不是这一次不清楚。他去过几次中南海，家里人都不知道，当时这都属于机密。他说正在讨论剧本时 走进来，好像是要找什么东西。江青介绍说，找了几个人来谈剧本创作。 只说了一句：“你们谈，你们谈。”随后就走了。此事爸爸一直没说过，也没有写过。没想到多年之后，一家小报竟然刊登了一篇 与汪曾祺的文章，说 与爸爸就《沙家浜》的剧本详细交谈过，你一句我一句的还显得很亲热。这连捕风捉影都算不上，纯粹就是瞎掰。爸爸看过之后，又好气又好笑，又不愿意跟这种小报较真，才跟我们说及此事。 　　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根本不知道，汪曾祺只是可使用但不可重用的人物。江青懂得京剧，明白汪曾祺的唱词写得好，想借助他手中的笔搞戏。江青又是搞政治的，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有历史理由，还是个“右派”尽管已经摘帽。在调阎肃参加京剧《红岩》创作时，江青告诉他从京剧团找一个人和他合作。阎肃表示一定要和这个同志好好合作，江青马上纠正说，他不是同志，是“右派”，态度何其鲜明。 　　从1964年冬到1966年春节前，爸爸他们一直在改写《红岩》剧本。这期间，1965年4月，爸爸随剧团赶到上海，重新排练《沙家浜》，因为江青当时在上海，要审查这出戏。 　　江青审查改排《沙家浜》之后，表示满意，并定为“样板”，决定“五一”公演。不过，剧团当时还不叫“样板团”，叫“试验田”，全称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 　　《红岩》一直折腾到1966年春节之前还没有写完。江青打来，让火速赶往上海，《红岩》剧本没有写完也要去。于是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李琪带着薛恩厚、阎肃和汪曾祺乘飞机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才知道，江青决定《红岩》不搞了，因为那个时候“四川党还有王明路线”。她要另搞一个新戏：党由军队派一个干部（女的），不通过地方党，找到一个社会关系，打进兵工厂，发动工人护厂，迎接解放。这当然是没影的事，但是没影的事也得干。爸爸和阎肃，根据江青的意图，连续干了两天两夜，编出了一个提纲，定了剧名——（《山城旭日》。然后向江青汇报。她挺满意，说：“回去写吧！”于是他们又回到了北京，着手编剧。 　　3月份，江青又把爸爸他们召到上海，还是谈《山城旭日》的创作理由，仍旧是李琪带着他们三个人。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已进入 。爸爸尽管对政治向来不敏感，但是也觉察出江青与北京市委的关系已经相当微妙，气氛有些紧张。一次在谈话时，江青对北京京剧团提出了一些要求，李琪没有痛快答应，她站起来，一边来回踱步，一边说：“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就在这里试验，不让老子在这里试验，老子到别处去试验！”声音不很大，但是语气分量相当重。爸爸听得出，她实际是向北京市委摊牌。 　　回到北京，爸爸悄悄地和妈妈讲了这些事情，两个人嘀咕了一晚上，把我们赶到另外一间房中，不许听。爸爸显得很焦虑，他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但是夹在中间，却不知该怎么办。妈妈当然也不知道，只能说些无济于事的劝慰的话。两个不懂政治的人商量的结果是，该干什么还得干什么，其他事情管不了，只能顺其自然。 　　就这样，爸爸还是搞他的《山城旭日》，写完了剧本，进行排练，彩排，直到1966年的6月份，江青已经顾不上看这出戏的彩排了，她正忙着“文化大革命”的彩排。 　　“文革”中——赶进小楼成一统 　　“文化大革命”来了，轰轰烈烈。 　　北京京剧团尽管是“江青同志的试验田”，也逃脱不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风暴。很快，剧团的“走资派”被一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