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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雷：春到桃花坞年画展新姿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是苏州吴文化的一张独特名片! 在北京，在成都，在东京，在卢森堡，在全世界众多历史悠久的名城，她的每一次展出，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被艺术大师们赞誉为“东方古艺之花”。但是，有不少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她曾有过一段枯木逢春的经历——这门古老的传统技艺从草根之乡到国宝殿堂仅仅走过了六十个春秋！ 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起源于明代，发展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已有四百多年历史。桃花坞，位于阊门内北城下，自古以来便是苏州城里一个风景秀丽的去处。当时，这里居民稠密，桃花盛开，充满了诗情画意。明代风流才子唐伯虎曾在此建筑桃花庵别墅。苏州年画，也因桃花坞而得名。 苏州桃花坞年画，题材多为吉祥喜庆图案、风俗民情和戏文故事，表现手法主要是仿传统绘画，继承卷轴画形式，也有仿西洋铜版画效果的，甚至在画面上写明“仿泰西笔法”等字样。她以一版一色的木版套印为特点，色彩鲜明，构图丰满，装饰性强，具有独特的民间艺术风格和浓郁的乡土气息，再加价格低廉，因此深受民众喜爱，不仅流传于大半个中国，而且传入日本等国，对日本版画尤其是“浮世绘”有相当影响。当时她同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县杨家埠年画，齐称为我国“三大木版年画”。与天津杨柳青素有“南桃北杨”之美誉，闻名中外。但自近代西方印刷术传入我国，特别是上海胶版彩印“月份牌”年画的风行，手工刻印的桃花坞年画受到冲击，市场逐步缩小，同治、光绪以后，销售对象转向农民为主。到抗战前，木刻年画仍不景气，不少年画舖相继歇业或转业，不少艺人被迫改行，有的贩菜捕鱼，有的拉车打杂，有的迫于生计，流落他乡，形同乞丐。及至解放前夕，桃花坞木刻年画舖只剩下王荣兴、朱荣记、朱瑞记三家，已濒临人亡艺绝的境地。 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扶持下，桃花坞木刻年画从此获得了新生。苏州市文联即对桃花坞木刻年画作了调查，并着手抢救：一是把散失的艺人组织起来，二是帮助年画舖恢复生产，并从中选印了一百多种旧版年画在全国各地展览。1951年，市文联组织画家贺野同志和工艺美术专家顾公硕先生及多名艺工，用桃花坞木刻形式创作了《太平天国在苏州》八幅组画：《清兵抢劫》徐绍青作，周玉菁刻；《内应外合》沈冠奋作，叶金生刻；《忠王入城》徐近慧、陆国英作，叶金生刻；《忠诚感服》费新我作，华开荣刻；《贸易街》贺野作，周玉菁刻；《儿童教养》陈志华作，叶金生刻；《军事会议》吴钟英作，华开荣刻；《民不能忘》陈涓隐作，吴麟昆刻，作品参加“太平天国革命百年纪念展览”后获得赞誉。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如刻版艺人叶金生和印刷艺人魏阿毛加入雕刻工艺社后，在画师顾仲华和徐绍青的帮助下，先后刻印了“兰花”信笺、《新春牛图》、《屈原》、《仕女》和《巩固祖国国防、保卫世界和平》新门画，都得到了好评。王荣兴等三家年画舖在合作化高潮中组成合作小组后，生产运转良好。1957年，江苏省博物馆举办“桃花坞木刻年画展”，大部分作品就是他们提供的。1958年，年画合作小组并入苏州文化美术工厂后，工作尤有起色，不仅印销了45套旧版年画，还创作了《丰收》、《渔家乐》等新年画和伟人、名人像。此外，叶金生在画师徐绍青的指导下，完成了明代木刻《九歌图》和《水浒叶子》的复刻。作品刻印俱佳，纸墨精良。作品送往北京，受到郭沫若院长和著名画家傅抱石的高度评价，郭老不但为复制品题写了笺头，还为“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题了字。 1959年，桃花坞木刻年画社正式成立。当时创作设计人员有杨云清、凌虚、徐云，刻工有叶金生、许良甫、徐国良、许泉林，印工有魏阿毛、房志达、谭土林等。1961年各工种又招收了28名学徒。1963年春，合作社由桃花坞大街迁至西中市，全社共有七十余人。 1965年，与苏州漆器雕刻厂合并为桃花坞木刻年画厂，厂址设在文衙弄艺圃内，规模扩大，正可大展身手，不料“文革”来临，桃花坞年画被斥为“封建迷信品”，以致一百多种旧版被扔在露天烂毁。1969年末并入苏州雕刻厂，年画人员分别调至其它单位，桃花坞年画全面停产。可是桃花坞年画毕竟是民间艺术，属于“劳动人民的创造”，因此到1974年有了松动：在民间工艺厂重建桃花坞木刻年画小组。市文化局借调了王祖德、刘振夏、温尚光等青年美术工作者到局创作组，从事桃花坞年画创作。他们先后创作了组画《风华正茂》和《春风杨柳》、《山泉育苗》、《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丰收图》等作品，并在全国展出，受到各界人士好评。 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重新恢复，是在大地春回的1979年，这年又成立了桃花坞木刻年画研究会。会长段东战为重振年画雄风，组织了全市三十位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五十多幅桃花坞年画，如《正是果熟花香时》、《各族人民大团结》、《送喜报》、《将相和》、《大闹天空》、《江南集锦》等，通过国内巡展，再次扩大了影响。1980年3月，“天津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