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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医生最重要的是善良友爱郎景和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分会主任委员，妇产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华妇产科杂志》总编。　　走进北京协和医院郎景和大夫的办公室，记者发现，这里更像是一间有趣而风雅的书屋和缩微博物馆。　　在不足10平方米的屋子里，四面沿墙而立的书架和紧邻的书桌上摆满了各类中英文书籍资料，仔细看才发现，大部头的专业书著旁，几乎有一半是和文学、艺术、绘画、哲学相关的书籍；书桌上错落有序的摆着或挂着各式各样的铃铛；在空余不多的墙上、书架玻璃门前，还挂着郎景和教授自己的笔墨之作，或经精装细裱，或随手贴在墙上。　　在繁忙的门诊、病房、手术室等工作的间歇，郎教授就在这些书籍、铃铛、书法的环绕中，以他惯常节奏，忙而有序、从容不乱的研究问题、著书撰文、指导学生。　从医四十余年，最爱别人叫他“郎大夫”　　当问及为何选择从医，郎景和教授告诉记者，小时候，母亲多病，镇上的郎中随叫随到，几剂药过后，母亲的病情就会缓解许多。由此他萌生出对医生最初的印象：和蔼可亲、助人除病。于是，选择了医学道路。　　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后，他因成绩优异被学校推荐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实习期马上要结束时，他开始填报专业志愿。因为比较喜欢外科手起刀落、当机立断的感觉，他填写了外科和妇产科。当时担任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著名的妇产科专家、中国现代妇产科学的创建者林巧稚大夫，在诸多实习医生中挑中了郎景和，让他成为那年新入科室的住院医生。提起此事，郎教授至今仍十分感慨：“到协和工作是幸运的，在林大夫身边工作更是幸运的”。　　郎教授在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工作已有40余年，期间也曾下乡、入藏巡回医疗、受邀外出会诊讲学、海外出国访问交流、主持院科行政工作，但病人和中国妇产科学事业，始终是他内心最为珍视、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情感的事情。　　上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的他，受当时妇产科主任吴葆桢大夫病危之际所托，毫不犹豫递交辞呈，回科接手妇产科主任之责。在此后20年里，凡有人问及此事，他都以此为幸、为乐，因为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看病、开刀、搞研究、做学问，乐在其中，不知疲倦。尽管历任副院长、时任多年的科主任、又有诸多社会职务的闪光头衔，他还是最习惯也最喜欢别人称他为“郎大夫”。他强调临床实践，强调永远走到病人床边去，“离床医生不是好医生”。又善于在纷乱的症状中，在繁杂的检查报告里，找出头绪、抓住要害、做出诊治决策，一些疑难杂症因此了然，迎刃而解。　　“看到郎大夫的那一刻，我心里马上踏实了”　　这是一位病人的女儿说的一句话。当时病人被初步诊断为“重度宫颈上皮内瘤变”，是一种癌前病变，由郎教授为病人的手术确诊病变级别，以排除浸润性癌的可能。患者的女儿一见到郎大夫，就说了这么一句话。这种感觉在著名作家毕淑敏对郎大夫的访谈笔记中也提到过：“他不但叫人感觉到无惧、可亲，还有一种很内敛的力量蕴含其中，预备着在危难中给你以期望和能够兑现的光明。他始终是从容不迫和安详的”。　　无论是初见还是熟识，无论是在忙碌的门诊，还是在与癌瘤相搏的手术台上，他总是以他由内而外的包容气质，在平静中感染并鼓励着周围的人。而如此气定神宁、一直清晰的思路，更基于充实的内心。郎大夫曾在他的杂文集《外科解剖刀就是剑》中以浪漫的文笔对年轻医生提出中肯的提醒:“我们常常把梦想遗弃，只是为了追逐时代飞转的车轮。但我们务必看准方向，知道自己上哪去。”为此他提出，医生要“加强自身的人文和哲学修养”，要“克己、利人、同情、正直”，也要“学点文学、艺术、哲学”，从而修炼成“整体的眼光和平静的心灵”。　　郎景和教授最喜爱的绘画之一，是梵高为他的私人医生加歇医生画的画像，他喜爱画的蓝色基调，因为觉得这是深沉而神秘的颜色；喜爱画中加歇医生蓝色的眼睛，因为从中看出平静而悲悯的情怀。　　郎教授的平静与从容还表现在与病人接触的点点滴滴中。有各种难治的疾病，也有各种难处的病人，他始终以关爱之心、宽容胸怀对待他们。身边的医患人员从未见过他对病人训斥、呵责，甚至大声说话，总是和颜悦色，耐心周致。因此，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精湛的医术，还应有品德修养、人格魅力。　　善良是医学的根本　　“善良是做人的标准，也是医学的根本。”郎大夫的这句话并非仅对于女性，也绝非堂皇之词。善良，可以说是他看待周围人事的基本价值标准，也是他一直秉承并倡导的医学核心理念。10多年前农妇在手术后赠送的手绣鞋垫，会被他小心珍藏；在西藏骑马外出巡诊时，朴实藏民躬身助他上马的情景，会被他时常念起；对已逝世的良师益友、历任老主任，每年清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前去祭奠；他在吴葆桢大夫逝世10年之际，曾作赋《吴葆桢大夫逝世十周年祭》，发表于《光明日报》；对青年学生的困难，均事无巨细、不计工作繁忙，倾力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