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贯彻“以德治国”是十年来的最大失误.docVIP

【转载】没有贯彻以德治国是十年来的最大失误 没有贯彻“以德治国”是十年来的最大失误 1 　　早在 2000年6月的世纪之初，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就提出了“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 　　他的《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律与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互相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而在”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更是明确提出了“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治国方略。 　　但是，十年来，我们的政府部门一直没有认真贯彻落实这个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以至于十年后的今天，温家宝总理不得不用“道德血液说”来规劝人们“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当国家总理要求人们要流淌道德血液的时候，这恰恰是一个丧失了道德力量的国家在吐血！ 　　2 　　德和法的分别在于，德是以人性本善为其存在的立场，主张通过后天的教化而使人心自觉向善；而法则是将人性本恶作为自己的存在根据，主张通过法律的惩恶功能而逼人向善。 　　德是柔的手段，法是刚的措施，二者相互补充才能刚柔相济，才能让整个社会管理实现阴阳调和。 　　这也是儒家和法家各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长期并存的原因，即他们的矛盾在客观上发挥了相互补充的作用，不仅在封建社会支撑起历代的国家管理思想，而且也给如今的国家治理提供了并行不悖的治国方略。 　　而只要将儒家和法家的思想统一在一起，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即辩证法的人性观绝不会陷入到善和恶的任何一个方面，而是将人性视为善与恶矛盾着的对立统一体加以看待——人性的恶是逐利的小我意识，表现为欲望的追求和满足；而人性的善则是尊义的大我精神，表现为社会责任的恪守和奉行。 　　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3 　　重法轻德，一直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他们信奉人性本恶说，进而将人视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唯利是图的经济人，甚至将这种思想以“经济人假设”的形式而写入教科书，这就是一大明证。 　　当然，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西方文化的价值。对人性本恶的认识使得西方社会普遍尊重个体利益，以至于几百年的发展中，使得他们建立起一整套尊重个体权益的法律体系，以及与之支撑配套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这些东西都是值得整个中国社会学习。 　　但学习，绝不是不加鉴别和分析的全盘照搬，而是辩证的批判吸取，为我所用——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经济理论还是治国理念；无论是对于西方的管理思想还是科学技术，中国社会都不能照抄照搬，而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大胆批判，进行再创新。 　　因此，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尊重中国的特殊国情、尊重整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看到西方文化的进步性，又要看到其局限性，辩证吸取，创造符合中国实际，效率和公平兼顾的思想理论和治国理念，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应该秉承的态度。 　　4 　　近十年来的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在以德治国方面取得突破，是因为没有发现并找到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兼容的新思路和新办法，以至于使得义与利、公与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 　　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那些埋头搞市场经济实践的人，没有抬头看见信息社会，他们只知道低头拉车，却忘记了抬头看路，以至于没有发现整个人类已经走过工业文明而步入信息时代。 　　他们不知道互联网的普及推广为整个人类带来了一场巨大而又深刻的社会变革——在信息时代，每个人都成为传播者，而传播，正是新时代的脑力劳动所必然表现出来的价值实现方式，它为每个人出名创造了条件，而名，正是西方社会所津津乐道的品牌价值。 　　而正是因为有了名，义和利、公与私、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矛盾才找到了化解的新办法——有义就有好名，有好名就有大利益；而不义则有恶名，恶名会反过来剥夺利。 　　名是精神上的利，是赚取人心而实现的个人价值，是人的身价——谁大公无私，谁才能达其私，才能获得好名声，进而对自己有利；谁自私自利，谁就会获得坏名声，进而丧失自己利益。无论是企业品牌还是个人，这一规律都普遍使用。 　　认识到这一规律，我们就找到了在信息时代以德治国的新办法，那就是让德有所得，让义能取利——因为名的作用，德有所得而不会失德，反而会使人固其德；义能取利而不会失义，反而能使人守其义。 　　如果将这一思想变成相应的政策措施，并与法律法规有机融合在一起，不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以德治国”方略的完美贯彻和落实吗？ 　　5 　　然而，中国社会那群对市场经济顶礼膜拜的自由派们，在看到市场经济之“利”的同时，却忘记了社会责任这一时代大“义”。 　　他们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市场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