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两代育秦薯.docVIP

父子两代育秦薯 　　截至目前，秦薯8个品种有5个是朱俊光、朱渭兵父子选育出来的。 　　为解决吃饱饭的问题，朱俊光选育出“秦薯1号”、“秦薯2号”；为满足市场对“干、面、甜”蒸烤型红薯的需求，朱渭兵跟随父亲选育出“秦薯4号”、“秦薯5号”；当现代人越来越关注保健食品，彩色“秦薯8号”适时育出…… 　　按约好的时间，记者赶到杨凌现代农业孵化园，朱渭兵办公室的门却锁着。隔壁办公室的人说，他在大棚。 　　最南边的一个大棚开着门，记者走进去，看到朱渭兵正蹲在红薯苗边仔细查看着什么。他抬头看记者的第一眼，大大的眼镜架后面的眼神似有一丝茫然，显然还沉浸在此前的专注里。 　　出了大棚，我们碰上从扶风县赶来的老王。老王是朱渭兵的铁杆粉丝，十多年来都在这里买红薯苗。今年他家种了10亩红薯，除自家承包地外，还包了别人家的地。“种红薯比种粮食强，平均亩产5000斤，一亩地可收入5000元到8000元。”老王对记者说。 　　老王此次前来，还是买红薯苗。上次买的苗子不够，这次专程来补。当听说当天拿不到红薯苗时，一脸的失望。 　　聚在大棚外的十来个人，都是来买苗的，其中还有一位道士。 　　“从搞了红薯育种、推广之后，结缘了各种各样的人，有千万富翁，更多的是普通的种植户。”朱渭兵笑着说。 　　实验员搞起了育种 　　在朱渭兵办公室的书架上，记者看到他父亲朱俊光的一幅照片：朱俊光蹲在红薯地里，手边是一窝红薯，皮橙黄，外形成纺锤状―两头细、中间粗，长短几乎一般齐，像站队一样排列得甚是齐整。 　　“这个就是老父亲育的秦薯4号。”朱渭兵指着照片上的红薯对记者介绍道：“去年是父亲从事秦薯育种、推广六十周年。” 　　1955年，19岁的朱俊光从当时西农附设的农业高级职业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西北农学院“作物遗传育种教研室”当实验员。当时，农学院的牛联星教授，也是朱俊光的老师，从国外带回育种资源，做红薯育种研究。 　　“陕西没有红红薯，引进河南白红薯。”这句当时的顺口溜，说明在很长时间里，陕西没有自己培育的红薯品种。1958年，在时任教研组主任赵洪璋教授的鼓励下，朱俊光独立进行红薯教学和科研，自此，红薯成了他一辈子的研究方向。他自学了近20门大学本科课程，从实验员、工程师、副研究员到研究员，还到北京、河南、四川等地拜访薯类专家，并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 　　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1973年，朱俊光育成了“武功红”。随后，他又主持选育推广了“秦薯1号”、“秦薯2号”。 　　搞红薯育种很辛苦，春季育苗，夏季试验管理和杂交制种，秋季收获，冬季储藏，一年四季不得闲。 　　在红薯杂交的季节，朱俊光每天提前赶到试验地，用镊子为开花的红薯去雄授粉。一上午蹲在地里给上千朵花授粉，站起来时眼前一片发黑。一天干下来，累的胳膊都抬不起来，但朱俊光这样一干就是三四个月。 　　深秋的晚上，为确保红薯种的安全，朱俊光睡在田间的架子车上。条件好一点时，能睡在草棚里看护红薯。遇到农事紧张，他就吃住都在农场，没黑没白地干，几乎没有节假日的概念，因为地里的庄稼不等人。 　　“老父亲太苦，印象中从没穿过一件干净的衣服，从没有礼拜天、节假日，我小时候对父亲整天在地里忙碌很不理解。”朱渭兵对记者说；“现在搞了这个理解了，庄稼是活的，伺弄不好就死了。” 　　1974年，朱俊光带着学生到陕南教学基地实习，发现南郑这个号称“鱼米之乡”的地方，农民生活却极度困难，有的连饭都吃不饱。这种状况刺痛了他，他决定把自己培育的红薯良种“秦薯2号”引种到南郑。 　　红薯在摄氏8度就会被冻伤。往南郑运种薯时，正是冬天，为确保种薯不受冻，朱俊光和闻洪汉教授给种薯包裹上毛毯和棉被，坐在西安开往汉中的黑乎乎的货车车厢里陪护着种薯，一路颠簸十多个小时才到达南郑县。 　　为保障育苗的成功，朱俊光设计了“双保险”苗床。 　　当时没有温室大棚，也没有电。有一种办法是燃烧牛粪、马粪来给苗床增温。朱俊光在南郑用的双保险苗床，是用烧火炕的办法来增温。炕上有很多通气孔，将炕下面火道的热空气均匀地散出来，种薯用土埋在炕上育苗。在当地政府和群众支持配合之下，取得了冬季大规模调种、育苗的成功。 　　“现在有温室，这些技术都不用了。”朱渭兵对记者说。 　　“高自1号”无人突破 　　1974年，“秦薯2号”在关中、陕南、山西、湖北等地大面积推广并取得丰收，缓和了当地群众口粮极度紧张的问题。 　　朱俊光应聘为安徽、陕西、湖南、湖北等省主要红薯产区的农业顾问，一年四季，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科技知识，现场示范，指导红薯生产。为了不增加当地政府负担，他经常自己花钱住旅店，在街上买饭吃。 　　秦薯1号、2号，产量高，抗旱，淀粉含量高，这一系列特性，都是为了解决吃饱饭的需要而选育出来的。 　　杂交育种时，朱俊光发明了二次蒙导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