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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搬走贫困大山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就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农村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使扶贫减贫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 　　自1986年起，30年间，中央扶贫政策几经调整，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区域性扶贫”到瞄准贫困县、“整村推进”，再到“扶贫入户”；从“产业扶贫”到“社会扶贫”、“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精准”成为当下的最新风向标。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00-2014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专项扶贫资金2966亿元，年均增长11.6%。2016年，中央财政安排拨付财政扶贫资金660.95亿元。2014年后，扶贫资金项目审批管理权限进一步下放到县。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近日表示，今年可能90%左右资金规模审批权限下放到县。 　　脱贫，到了攻坚拔寨的冲刺阶段 　　通过不懈努力，中国已经使6亿多人脱贫，成为全球首个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但是，按照规定，年人均纯收入2800元以下的属于贫困人口，我国仍有7000多万人没有脱贫。 　　“十三五”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节点和最后冲刺的五年。而全面小康最艰巨的任务和最大“短板”在贫困地区、贫困人口。扶贫工作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 　　2014年起，中国政府把每年10月17日设立为中国的“扶贫日”。 　　“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在江西考察时说。 　　目前，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贵州、云南、河南、广西、湖南、四川六省区的贫困人口都在500万以上，14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有3518万贫困人口。按照现行标准，中国还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不含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因病致贫的占到42%。 　　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单是确定精准脱贫对象，政府就花了很大力量。2013至2014年，全国建档立卡识别出贫困人口。郑文凯表示，目前建档立卡的贫困村有12.8万，占全国总贫困村比重的1/5。 　　面对贫中之贫、困中之困，要找到一条迅速见效又能避免返贫的发展路径，更是难上加难。脱贫攻坚也成为锻炼干部的“新战场”，考验干劲的试金石。对干部的挑战是全方位的。随着县级资金项目管理和审批权限的扩大，十几个人要负责几千万整合扶贫资金的项目审批、分配、使用、管理、问效等工作，要负责全县好几万贫困人口的脱贫规划，引进企业，下乡帮扶，还要建立平台，应对各种报表、会议、检查等。地方扶贫办普遍反映钱少人少事多任重。加上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各种制约因素错综复杂，脱贫攻坚更是充满困难与考验。 　　创新，政府主导下的特色扶贫显成效 　　面对困难与考验，共产党人的选择是知难而上。 　　扶贫，既要有勇还要有谋，要把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精确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和资源，而不能简单地搞“拉郎配”。把脱贫需求和发展空间放在一起考虑，用可持续的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决不能“有想法、没办法”、“忠心耿耿、不知咋整”。 　　在长期实践中，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以经济发展为带动力量、以增强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为根本途径，政府主导、社会帮扶与农民主体作用相结合，普惠性政策与特惠性政策相配套，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相衔接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因地制宜，各地不断探索出适合本地脱贫的特色创新途径。 　　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县，面对农民没本钱、没门路、缺信心的情况，以投入“零成本”、经营“零风险”、就业“零距离”，确立“人均2万袋菌”、“一户一棚”、“人均一亩果”的扶贫目标，打造了一批有特色、带动力强、成长性好的扶贫产业。当地卧龙镇碾子沟村村民金显龙，患有脑血栓疾病，负债累累。参与食用菌园区产业扶贫项目后，公司免费搭建大棚，赊给他2万袋菌棒，年纯收入可达3-4万元。 　　河北省隆化县整合各方资源，探索完善了“政府、银行、企业、农户、保险”五位一体的农业合作贷款模式，着力打通金融扶贫绿色通道。着力解决农民抵押担保难、还贷风险大、政策落地慢问题。通过金融撬动，现已流转土地11.3万亩，发展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44家，农民专业合作社1025个，所有行政村实现了全覆盖，80%贫困户入社参股。广西百色市田东县率先实现乡镇级金融网点跨行资金汇划乡乡通。苏宁易购、阿里村淘和京东直营店等电商业也大力布局农村市场，参与扶贫。 　　行业创业、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屡见不鲜。各地因村因户施策，组织实施脱贫攻坚十大工程，产业脱贫、就业脱贫、易地扶贫搬迁、生态保护脱贫、智力扶贫、社保兜底脱贫、健康脱贫、基础设施建设脱贫、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