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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地处置意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内容提要：土地既是农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农民工进城以后，土地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弱化了，但在城乡差别还比较大的环境下，作为社会保障的功能并没有弱化。正确把握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和农村空心化趋势，处理好农村劳动力出去、留下和返乡的关系，对于解决好“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选择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杭州、温州、宁波三市进行专题调研，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处置农地意愿现状，着重分析了农民家庭因素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产生的影响，以期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地处置意愿；农村劳动力；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148X（2017）01-0177-06 　　近年来我国农地流转虽然有加快的趋势，但总体上仍处于较低水平，与农民职业非农化发展相比，农地流转进程还相对滞后。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入城市造成农村老年辅助劳动力变为主要劳动力，妇女家务型劳动力变为生产型劳动力，青壮年为主体的劳动力结构被老年和妇女为主体的结构所替代。农业劳动力向农业外转移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农地流转的内在驱动力不足致使耕地荒废现象逐渐蔓延，现有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制约了农民市民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本文参考郑兴明（2015）城镇化与市民化的协同发展农村土地管理的相关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因素，通过测量农村劳动力家庭资源禀赋、城市融合现状与农地处置意愿的相关性，以期为农地流转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一、数据来源及模型建构 　　作为理性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对农村土地的处置完全是内在因素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农村的内在因素对农民处置农地具有显著影响。农村劳动力所处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农村劳动力来源地与打工所在城市两个方面，可用所在地区、地理区位两个变量来体现农村劳动力来源地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可使用农村?诙?力城镇融合类型来体现这个变量。尽管该变量是农村劳动力的主观认识，也与农村的内在因素有关联，但是所在城市的经济、社会、文化状况也是农民工城市融合分化的外在驱动因素，农村劳动力的外部环境对农民处置农地会产生显著影响。 　　（一）数据来源 　　从表1可以看出2015年浙江省在城镇化率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方面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杭州、温州、宁波的城镇化率较高，除了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地区吸纳的农村劳动力主要集中在城区，而城镇化率是按照常住人口来统计的，由于大部分农村劳动力难以实现与城市的实质性融合，致使以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存在不稳定因素。 　　本次调研是根据城市行业分布，通过随机抽样获得农村劳动力样本的，论证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来自2015年6月15日至2016年3月15日，调研的目的是为了解农村劳动力外出后农地处置的现状、处置意愿及农地制度改革意愿等事项。杭州、温州、宁波三地共获得有效样本986个，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所示。从来源地来看，3个调查城市来自东、中、西三大区域，农村劳动力分别占有效样本总量的4632%、3118%、225%。 　　二、实证分析 　　（一）模型检验 　　本文采用Enter模型方法得到回归模型结果（见表5），模型一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从估计结果来看，家庭年收入（X11）、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年龄（X2）、家庭主要收入来源（X10）、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因变量产生显著的影响。 　　研究的结果发现模型一经过10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3526，P=091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6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处置现状（X17）、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X20）、城市融合类型（X21）对“固守”农地承包权的决策产生显著的影响。模型二经过11次迭代后HL（Homsmer-Lemeshow）=11523，P=0.348，统计检验不显著，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表7显示年龄（X2）、家庭年收入（X12）、家庭成员构成（X14）、承包地数量（X15）、承包地处置现状（X16）、承包地处置现状（X18）、家乡所在地区（X19）、家乡地理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