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隋唐时期中外贸易纠纷及其解决.docVIP

　　浅议隋唐时期中外贸易纠纷及其解决 浅议隋唐时期中外贸易纠纷及其解决 导读：前，蕃舶来广州要交纳下碇税，还存在阅货宴、杂馈饷等名目。孔戣到任后发令禁绝对蕃商的非法索取，但是否从此就能禁绝，不得其详。到开成元年(836)卢钧任岭南节度使前，“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洁廉”。帅府之僚属用低价强买商舶珍货，也属于对商舶的侵渔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贸易不公，势必会引起贸 摘要：隋唐时期相对频繁的中外贸易产生了诸多的贸易纠纷，这些贸易纠纷不仅存在于通使往来的朝贡贸易中，也存在于边境贸易和海外贸易中。在解决这些纠纷的过程中，出于维护贸易利益和贸易秩序的考虑，双方经常委派专门的纠纷调解者，也曾出现非正规的协商机构和裁决规则，甚至形成了简单的贸易申诉惯例，尽可能避开贸易纠纷的扩大和贸易冲突的升级。尽管这些惯例、规则仍然相当脆弱，也难免带有一些就事论事的特点，但隋唐政府为解决中外贸易纠纷的各种努力对维护中外贸易环境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隋唐中外贸易；贸易纠纷；贸易申诉 　　1672－4283(2011)02－0079－08 　　 　　隋唐时期，中外贸易理由曾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如张泽咸先生就唐代边境互市贸易和对外贸易进行了专门研究，蔡鸿生等先生对唐代商胡的朝贡贸易有过系统分析，冻国栋先生曾对唐代的民族贸易和管理提出过自己的看法，乌廷玉等先生就唐代国际贸易、海外贸易等理由进行了深入探讨，陈明先生关注中外药材贸易中商胡以次充好博得厚利的现象，蒋致洁先生对丝绸之路的贸易史予以重点研究，温翠芳先生研究唐代外来香药贸易的史事，还有不少学者探讨了唐代的绢马贸易理由等。诸多学者对唐代的中外贸易理由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各种贸易形式所引发的贸易冲突理由，以及贸易双方为寻求解决贸易冲突而付出的努力，却未见系统探讨，这些事实或现象的存在所引发的社会理由，仍有待于进一步揭示和探索，存在着继续研究的必要性。 　　 　　一、唐朝南部沿海的贸易纠纷及其解决 　　 　　在日常的贸易交往中，发生贸易纠纷是难免的，如何解决这些纠纷也成为隋唐时期中外贸易史的一个重要理由。根据唐人李肇的记录，每年到广州、安南的外国海舶中，“师子国舶最大，梯而上下数丈，皆积宝货。至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有蕃长为主领，市舶使籍其名物，纳舶脚，禁珍异。蕃商有以欺诈入牢狱者”。外国船舶来唐朝贸易有蕃长主领，唐朝则以市舶使负责管理，对蕃舶征收所谓的“舶脚”之税，并禁限珍异之物的交易。值得注意的是，李肇还特别记载了某些蕃商因为欺诈被抓入牢狱的事例，说明在广州、安南等沿海贸易过程中，唐朝市舶使或押蕃舶使等专职人员或专门机构可以惩罚贸易中的欺诈行为，维护中外交易的秩序，从而也应当承担起中外贸易纠纷的调解任务。 　　隋唐时期，南海牧守率多贪冒的记载不绝于史，贪求海商珍货的岭南官员除了吕思勉先生列举的12人外，还有党仁弘、李复、刘巨鳞、彭杲等。事实上，隋唐岭南贪婪侵渔的吏风屡禁不止，贪鄙无耻者实际会更多，只是其名字未必都能记载下来。如元和十二年(817)孔戣出任岭南节度使，史载“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阅货宴，所饷犀琲，下及仆隶。戣禁绝，无所求索”。孔戣出任岭南节度使之前，蕃舶来广州要交纳下碇税，还存在阅货宴、杂馈饷等名目。孔戣到任后发令禁绝对蕃商的非法索取，但是否从此就能禁绝，不得其详。到开成元年(836)卢钧任岭南节度使前，“海道商舶始至，异时帅府争先往，贱售其珍。钧一不取，时称洁廉”。帅府之僚属用低价强买商舶珍货，也属于对商舶的侵渔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贸易不公，势必会引起贸易纠纷。卢钧用何办法解决理由，此处并未提及，《旧唐书》卷177《卢钧传》记：“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知卢钧为平息贸易纠纷所采取的办法是委派监军任市舶使，专门管理中外贸易事务，节度使不去干预其事。但卢钧的办法只能使帅府之僚属无法勒取海舶珍货，节度使赢得廉洁之名，却无法保证监隋唐时期中外贸易纠纷及其解决由写论文的好帮手.dan)即唐都长安，向唐朝皇帝申诉。商人“就把同宦官怎样发生争执，宦官又怎样强行夺走他的货物，都一一报告”，经过调查取证后，皇帝召回了那个宦官，“把他的财产没收了……把这个宦官留在了皇陵当了看守”日本学者藤本胜次认为交易之初只是普通价钱争执，但因为市舶使使用不法手段强制收购，升级为贸易纠纷，最后在商人进京告御状的情况下才讨回公道，可见普通海商要争取公正合理的裁断并不容易。 　　大中三年(849)，韦正贯任岭南节度使，“先是，南海舶贾始至，大帅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以下直。正贯既至，无所取，吏咨其清”。由此可知，岭南节度使及其属僚仍然盘剥蕃舶，前述卢钧的节度使不干预政策只是临时措施，并未形成制度。另据唐人萧邺《岭南节度使韦公(正贯)神道碑》记：“先是，海外蕃贾赢象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