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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背景下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研究 　　摘 要：在经济“新常态”大背景下，“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因此，运用全球价值链理论对我国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路径进行了研究，从价值链嵌入、延伸、攀升以及深化基于价值链的合作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措施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模式；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 　　中图分类号： F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3-0030-02 　　一、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新背景 　　（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大背景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趋稳，经济约束条件也发生了变化。供给方面，多种生产要素的价格进入快速上升期，主要依靠继续扩大要素投入量拉动经济增长已不现实。需求方面，国民经济均衡增长与消费需求增长的要求不协调，消费率长期偏低，而由于产业结构升级相对缓慢，投资需求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时，国内经济各方面升级动力不足。首先，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达不到结构升级的需求；其次，我国产业结构上的“反效率”配置虽已开始扭转，但产业间的效率落差未能被充分利用；最后，产业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上升结构性扭曲。 　　（二）“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首先，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产能将成为化解制造业产能过剩的新路径。例如，哈撒克斯坦政府提出了“光明大道”经济振兴计划，重点建设基础设施，这无疑会给目前我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的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电力等行业提供发展机遇。①其次，“一带一路”战略将扩大中国与沿线国家在不同行业及特定行业上下游之间的投资范围，通过共商共建各类产业园与集聚区探索新的投资合作模式，从而创造出我国与沿线国家间更多的利益交汇点。最后，向沿线国家转移传统制造业产业所带来的生产要素重组效应将加速推动我国制造业结构的升级。 　　（三）产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国外压力 　　其一，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政策所带来的压力。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开始推行以“本土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和“低碳经济”三大支点为基础的振兴战略，促使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向发达国家回流，加强了发达国家对全球高端产业价值链的垄断以及对发展中国家分工环节的控制。其二，随着我国逐渐丧失在土地和劳动力方面的相对价格优势，国际代工的重心开始向东南亚转移。这一趋势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一起构成了对中国制造的“两头挤压”，严重影响了我国原有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基础。其三，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即将爆发，欧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研发优势使其更容易抢占制高点，从而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标准”，成为未来科技革新与产业革命红利的主要收益者。 　　二、我国制造业产业的现状 　　（一）全球价值链理论框架下对我国制造业的测度 　　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不断深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获得了融入全球经济、实现技术进步的契机；另一方面，也面临着价值链地位固化和贫困化增长的风险。邱斌等（2011）通过分析我国2009―2011年24个制造业行业的出口复杂度得出结论：全球化生产网络对价值链提升的积极影响在以半成品贸易为主的行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为显著，但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作用并不明显。刘磊（2013）测算了我国制造业1992―2007年的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果表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制造业国内技术含量的提升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垂直专业化指数越高的行业，其国内技术含量越低。张艳辉（2010）通过分析1995―2007年长三角地区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相关数据，得出全球价值链的不平等地位将抑制落后区域的产业升级的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后，并未能充分利用其中的机遇，且已经开始面临来自价值链高端的产业升级压制。 　　（二）与生产性服务产业的融合程度较低 　　欧美的装备制造业已然摆脱以产品为主的传统发展路径，进入“后工业时代”，依靠品牌经营及专业解决方案等非制造领域的优势占据全球高端市场。②而中国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较弱，还不能算是制造业强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需要与之相配套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楚明钦（2014）基于OECD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对G7国家和印度、巴西、中国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情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要高于发达国家，但生产性服务的投入却较低，这说明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与装备制造业的融合程度较低。李刚（2012）对上海的装备制造业进行了调查问卷分析认为，上海装备制造产业仍以大规模量产为主要特征，虽正在向依靠服务、综合竞争优势的较高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