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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现实态度 ———聚焦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 李丹梦 内容提要 本文以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为例探讨文学的现实态度。这是个文学世界观或“前想象”范畴的 问题。论文从两方面展开，一是评奖规则层面的现实应对策略，二是获奖文本中呈现的主体形象及现实立场；着重论 述“众”的想象与压抑，先锋的“转型”，文学对现实与历史的“丈量”，语言膜拜与文学救赎的关系等。“鲁奖”作品显露 的姿态口吻、价值思想都是“常人”式的。主体对个我的执著营造，集中于外部可见的语言及叙事层面，甚少在意内部 的反思与成长；在认知现实和寻求救赎时，出现了理性沉默失语的集体性弊端。“抒情”成为文学的主调，这是一种跟 自我疲软的理性认知相互妥协的主体生存形态。传统的“乡土”充当了贫乏救赎的最高形态。 一、权力与公正 第六届鲁迅文学奖已尘埃落定。其间虽采用了实名投票、引入公证等革新方式，但依旧落 下不少话题是非。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标准问题。提问的典型格式如下：“鲁奖”是 谁的？究竟是以专家评审的精英口味为准，还是该寻求更多的大众支持？二是对评奖程序规则 的质疑。譬如，实名制投票是否以所谓透明、集体、公正的名义干扰压抑了评委的个人意志？ 上述问题，实无定解。这种评判走向颇似金庸笔下独孤九剑的路数：但凡对手出招，必随 现破绽；只需剑挑破绽，自可立于不败之地。笔者并非为鲁奖辩驳，作为国家级的文学奖项， “鲁奖”的实行本就是各方斟酌妥协的结果。作品题材、作家地域、年龄等方面的平衡考量，便 是一例，由此不难觉出国家奖项的“全面关照”与“综合公正”。早有论者指出：鲁奖乃是受控于 ① 国家权力的奖项。从制度层面看，它不啻为“自我评选、自行分配利益的奖项”。观点虽不失精 辟深刻，但也“一剑封喉”了继续探讨的可能。 把评奖视作权力的运作，跟眼下时评中把大部分文化现象归咎于资本的特性一样，实是 简省化约、“正确”精深的文化思维，但未免用得过滥了。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去历史化。其实无 5 文艺研究2015 年第4 期 论集权或资本，都非一成不变的概念，更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固态实体。就学术探讨来说，与其 上来便自陷于概念的框架体系，不如把国家、集权之类视为“鲁奖”事件发生的条件之一，以平 和开放的心态来检视事件的发展历程，这或许会带来新的思想契机。本文以“文学的现实态 度”为题，即是想梳理其中多种因素的复杂关联，还原以“鲁奖”为核心的文学历史现场。它包 ② 括两方面：一是评奖规则层面折射出的现实应对策略，二是获奖文本中呈现的主体 的现实态 度。这在当下文学中不无普适的意义与参照。为了避免论述过于宽泛，我们将笔触聚焦于鲁奖 的一个重头戏：中篇小说。 第六届“鲁奖”共评出五部中篇：格非的《隐身衣》、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吕新的《白杨 木的春天》、胡学文的《从正午开始的黄昏》与王跃文的《漫水》。五位作者中除滕肖澜是“70后” （1976年出生）外，其余均为“60后”（王跃文1962年出生，吕新1963年出生，格非1964年出生，胡 ③ 学文1967年出生）。就年龄而言，这体现了“鲁奖”一贯对中青年作家倚重提携的传统 ，由此传 递出文坛稳中求进、欣欣向荣的讯息。 五位作者在创作界系公认的实力派：格非、吕新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运动中就 已成名，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胡学文的“底层文学”、滕肖澜的“上海故事”也各具特色。就此 而言，他们的获奖并不属黑马式的例外。鲁奖的颁发，在相当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