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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阐述我的文学跨界 阐述我的文学跨界 导读： 鲁枢元，著名文学教育家，本刊顾问。生于1946年，现任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生态批评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兼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在文艺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坚信性情先于知识、观念重于策略，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代表作有：《创作心理研究》（1985）、《文艺心理阐释》（1989）、《超越语言》（1990）、《精神守望》（1998）、《生态文艺学》（2000）、《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心中的旷野》（2008）、《文学的跨界研究》（2011）、《陶渊明的幽灵》（2012）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命名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中，设置了5大学术门类、58个一级学科、573个二级学科、近6000个 学科，仅只这个数字，听了就让人感到恐怖。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性反思的深化，对于现代学科制度的批判声音日益高涨，有识之士纷纷指出：壁垒森严的学科分类割裂了人类知识的系统性、有机性，与人类整体知识相隔离的专业知识的单一发展有可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反而会损伤人类的整体利益；脱离了人类整体知识的“专业知识”、“专业人士”易于为某种权力驯化，在对学科“超级专业化”的迷恋中消泯了学者的良心与责任，沦为某些专制势力操纵利用的工具；与权力结合的专业知识更容易产生学科的排他性，学科的长期封闭终将制约学科自身的发展；学科过度的单一化、专门化，还有可能限制乃至窒息了学者的兴趣与灵性，使学者被学科所异化，削弱了学者的创新能力。甚至还有学者指出：学科分类带来的科技进步已经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酿造生态危机的理由之一。学科分类、学科建设的前提，首先是要认清自然的复杂性及其相互关联性，不但要避开在学科之间设立人为的鸿沟，甚至在所谓“有知者”与“无知者”之间，也并不存在一条鸿沟，学科的跨界研究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自然界我的文学跨界论文资料由. und Freud）发表了《诗人与白日梦》，为文学心理学揭开序幕；1924年，鲁迅翻译并出版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大学课堂讲授，成了在国内引进文学心理学系统理论的第一人；1936年，国内出版发行由朱光潜撰著、朱自清作序的《文艺心理学》，成为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的专著。此后，文艺心理学在中国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中国社会的“新时期”，才又被重新提起，并迅速“走红”波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现在看来，文学心理学在中国80年代的重建，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小说诗化”，“情节淡化”、“主题多义化”，“语言情绪化’， “诗歌意象化、朦胧化”，“文学音乐化”……文学的审美风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文学再度回归人的主体。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心灵学，唤醒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有机的、天然的、古老的联系。 　　在80年代初，我怎么跨入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至今仍然说不清楚。往事如烟，回想起来几乎是一个偶然，或曰宿命。 　　我虽然曾在大学念过书，但是并没有学过“心理学”这门课程。大约1974年前后，我在文革中被查封的禁书中“窃取”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是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S.吴伟士（Robert·Sessions·Woodworth），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的启蒙读物。1978年，中国文坛刚刚解冻，我发表的两篇短文就已经具有某些“心理涵义”了。后来又得到学界前辈“高人”的及时指点，风生云起，风云际会，就这样我在文学心理学的风口浪尖上折腾了许多年。 　　当时国内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多以苏联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为蓝本，大约正是由于吴伟士的那本书，使我一开始便把目光投向西方心理学史，对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日内瓦学派、“维列鲁”学派逐一进行了虽然粗疏却兴致盎然的扫描，后来结集成《文艺 3 阐述我的文学跨界 导读： 心理阐释》一书，纳入“探索书系”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用意倒也单纯，就是试图直接从积淀深厚的西方心理学资源中探测、寻觅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知识与理论，让文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在我的视野内发生碰撞，这种撞击如果能够生发出些什么新的东西来，那可能就是我的发现。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发现了我最钟情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布伦塔诺、弗洛伊德、荣格、皮亚杰、列昂节夫、马斯洛、阿恩海姆等，也重识了我心仪的一些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如歌德、安徒生、托尔斯泰、茨威格、布勒我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