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略论晚清西学的传播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出现.docVIP

　　简述略论晚清西学的传播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出现 简述略论晚清西学的传播与“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出现 导读： 摘要：晚清社会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是在传统的“经世之学”中孕育，但是促成旧文化解体并导致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却于另外一种文化类型——西学。西学的传播，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追逐时代进步的风尚；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本身的科学和 因素，逐步被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构成了晚清文化由旧趋新的基质。 　　关键词：西学；口岸；王韬；郑观应 　　1673-2596（2013）08-0022-03 　　近代以来，任何先进的个人和进步的文化思潮，都是在不断吸纳西学的过程中完成由旧趋新的历史性转折的。从 战争时期的“夷学”开始，经过洋务时期的“洋学”、“西学”，再到戊戌以后蜕变而成的“新学”，既反映了西学输入的历史，也体现了中学的变革——新学形成的过程。 　　一 　　西学大规模地输入中国，早在明末清初就开始了。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来华，揭开了西学传入中国的序幕。耶稣会士来华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利玛窦等之来也，一以传西方之宗教，一以传西方之学术。即贡地志、时钟，兼自述其制器观象之能，明其不徒恃传教为生也”。①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徐家汇书楼所藏部分，得出215种，其中属于宗教神学的约157种，关于自然科学、逻辑学、 修身等方面的58种。可以看出，耶稣会士的译著大部分是宗教宣传品，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的书籍不多。而且就在这为数不多的书中，也缺乏介绍近代科学的成就的。虽然如此，西学还是传进了中国。 　　雍正、乾隆后，清廷禁止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西学的输入也随之中断。1840年 战争以后，西学再次输入，而且远远超过明末清初。但是，在大约20年的时间里，人们除对基督教的传教反应强烈外，所看到的只是诸如“坚船利炮”之类的“器艺”上的精良。及至1861年，冯桂芬撰《校邠庐抗议》，提出改革主张，其中一篇为《采西学议》，“西学”一词被重新提出。魏源在 战争后所编的《海国图志》中，主张“师夷长技”，即效法西方的技艺。而冯桂芬则不仅仅是看到技艺，而且注重其学问，认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而算学是西学的基础，“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不过，冯桂芬所认识的西学，还只限于自然科学技术。正因为如此，他的“以中国纲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滥觞。 　　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90年代中期的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人们对西学的认识，基本上没有超越前20年的框架。被时人称为最通洋务的李鸿章认为：“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今为尤盛。学校相望，人才辈出，上有世业，故能人人竟于有用，以臻于富强”。②洋务运动主持者所注重的西学，乃格致、天文、算学也。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列有《西学》专篇，他说：“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③显然，郑观应也是把西学归结为自然科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就是戊戌变法前后至辛亥革命期间，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洋务派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即认为“西学不仅是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这些‘西艺；，而且还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这类‘西政’，要‘政艺兼学’。”应该说，他的西学范围比曾国藩、李鸿章要大一些。当然张之洞还是鼓吹“中体西用”，主张讲西学，“先以中学固其根柢”，“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对于什么是“西学”，严复认为：“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正则屈私以为公而已。”④在严复看来，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乃至天算、格致，都不是西学的根本所在，西学的根本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正则屈私以为公”，也就是科学和 。因此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发展，西学传播的内容也扩大了，不仅是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学说的介绍也在增加。 　　由晚清知识界对西学的认识、介绍和接受的情况来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即1840年至1894年为前期，主要是认识和介绍西学中的艺学；1895年至1911年为后期，由艺学进而认识和接受西学的政学，政艺兼学，不仅译介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而且大量译介西方的哲学社会政治学说。近代中国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接受，是从 战争后至洋务运动时期的器物层面，进而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制度层面，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