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善与幸福”的解读.docVIP

对《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善与幸福”的解读 全新闻1401 蔡珊妮 20131304152 伦理的价值在于它是社会人的社会学的最终极体现，而“善”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中却是对最终极的现实界定，一切的不确定性在这个“理性选择 ”的圈层里面统统被 “修正”，而进一步赋予德性的“沉思生活”以高度的褒扬。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切的个案是偶性的客观表现者，但它们又恰恰是遴选的对象，只有真正运用理性的灵魂才能把真正属于自己的本体的“目的”即“善”彰显出来。 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的事物都以善为目的，有的是在实现活动本身，因自身之故而达到的，被称作“目的善”，如好的生活；有的是通过活动以外的产品而获得的，被称作“手段善”，如在达到好的生活这一目的的过程中获得的荣誉、财富。 既然善作为一种终极目的的形象在理性的层面上出现，那么幸福等价于最高善的论证也应该在同一维度下进行。换言之，我们论证的途径可以借由在理性层面之下何者为幸福来展开。回到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将所谓的幸福在时间维度上定格为在世的幸福，而在这一具体的时间范畴内，亚里士多德所批判的就是所谓的“运气”掺杂的瞬时性幸福。但在这里，我们宁愿把它描述成为一种偶性抑或是不确定性。而亚里士多德批判瞬时性幸福的前提，就在于把这种偶性从善的伦理学意义当中剔除出去。 “显然, 如果遵循这种运气的观念，我们就要此时说一个人幸福，彼时说一个人不幸，就要把幸福的人说成是‘一个福祸不定的存在’。所以，遵循这种观点看来是错误的”很明显，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伦理学体系当中,所谓的不确定性无法在逻辑上经得起 “选择”的遴选，进而沦落到相对的泥潭当中而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体系所不齿。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一个站在普遍的理性层面上的人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具有相对意义的属性混杂在一个绝对至上的概念之上的。 跳出单纯的语义学分析，站在亚里士多德为我们设定的城邦社会领域，就人的社会属性进行考察。我们认为，沿革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即一种实体的持存性原则，幸福是在人的社会属性当中对人之所以有终极诉求的最好现实诠释。既然是对终极的诉求，那么，幸福就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对个案的表述层面而没有实质性的飞跃。所以，基于产生一系列偶性的种种包括主体以及客体的各个领域仅仅作为对幸福的初级表观阐释。这显然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终极性诉求有悖，故而在亚氏的逻辑中“不确定”始终在伦理学意义上具有贬义的意味。而只有诉诸理性的合乎所谓 “德性 ”的人的幸福才可能称其为真正的幸福。于是，个人的幸福在社会当中的合乎理性的实现才是真正的终极性追溯。 因此，我们能得到一个这样的契合结论：一个被剔除掉偶性的最终意义上的幸福就是理性所要探寻的终极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的本身则是善的终极性的显现。由此，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论证下一个较为明确的关于幸福和善关系的结论：善是对真正幸福在理性上的终极诉求。 善不仅仅作为一种单纯的独立概念存在，同时又是一种社会性人的最终诉求。它是形而上的，同时又是寓于实践意味的，当偶性与理性的必然在逻辑上发生冲突时，善会以真正幸福在不断完善的德性历程中的显现在实践和逻辑的双重层面上，给予持存性以坚实的佐证。 可以这样说，亚里士多德对善的界定实际上是其哲学思想当中对理性的凸显，纵观亚里士多德其他的哲学论集我们不难发现，寓于实体持存性之上的有关社会学意义的形而上学思想追本溯源，实际上是理性在所谓的城邦的社会当中亟待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其更加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已经超越了伦理学范畴而被作用于更为广阔的思辨和实践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