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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滑、反弹、环保：被误判的火电？ 　　作为全世界煤电装机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的火电厂主要分布于两类区域，一是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地区，例如长三角，珠三角，河北，山东两省，这些地区构成了中国火电装机的第一梯队。它们的产业集群较为集中，用电量较高，同时省内铁路公路网络发达，拥有吞吐量较大的港口，便于接收省外及进口的燃料，以维持电厂的正常运行。二是煤炭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例如山西，内蒙，河南等。这些地区的火电厂有不少由当地煤炭企业投资，其发展初衷是为了变输煤为输电，以摆脱黄金十年期间铁路紧张运力的限制。而在煤价开始下跌后，更多的煤矿企业参加到了建设电厂的队伍中，试图通过延伸产业链来提高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些地区构成了中国火电装机的第二梯队。 　　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电源，火电发电量的增速和中国经济的走势高度拟合，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火电发电量增速跌到2.2%，但随着随后4万亿计划的开启，火电发电量增速一度反弹，维持了两年的较高增速，不过随着货币扩张效应的递减，实体经济进入新常态，火力发电量的增速最终还是和经济一样出现了回调。 　　需要指出，虽然节能环保政策对火电发电量的压缩有一定影响（比如电网在调度时经常会让新能源替代火电厂发电），但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比如2016年的环保压力虽然比往年更大，但火力发电量并没有因此而有所减少，反倒是在房市车市强劲需求的拉动下筑底反弹。 　　尽管发电量盘子一度呈现出缩水的趋势，但是中国的火电装机增速却还停留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的水平。可以看到，虽然火电装机增速自2012年起一度小幅下滑至5.3%，但随后又迅速反弹，至2015年时已经反弹至8.1%，接近于2010-2011年的水准。虽然在政府的强力控制之下，2016年的增速下降至6.2%，但从在建的装机量以及火电近年来的投资规模来看，未来几年内，还会有一大批的火电项目投产。 　　火电厂的建设周期一般为2-3年，相对较短，一般来讲，预测未来两三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并不会出现太大的误差。因此中国火电装机的高增速并不能简单用发电企业对未来经济出现误判来解释。事实上，虽然用电量的减少使得火电的收入也有所下降，但由于中国煤炭价格自2012年起以更快的速度下滑，因此在这段时期内，火电的盈利状况实际上是在不断好转的，这也是发电企业积极投资建设火电厂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自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之后，政府推动简政放权的力度加大，火电厂的核准权被下放至省级政府，而地方出于对稳增长保就业的考虑，加快了对火力发电厂的核准力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火电厂的扩张起到了推动作用。 　　虽然火电发电量一度出现反弹，但从总体来看，由于火电装机的增速更快，火电发电小时数自然也就呈现出下行的趋势，不难看出，除了2013年小幅反弹之外，自2012年起，中国火电发电利用小时数每年下降都十分明显。鉴于中国的火电装机规模十分庞大，因此除非有特别强劲的经济带动，否则火电的发电小时数很难再呈现出正增长的趋势。这不仅意味着火电机组利用效率的降低，同时对火电站的节能减排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火电的脱硫脱硝设施往往在一定的负荷率下才能有明显的效果，因此如果发电小时数不足，负荷率较低，火电厂安装的环保设施就不能发挥最大效用，这对于减少火电站的排放物是很不利的。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在数量上急速扩张的同时，火电厂所引发的环保问题也引发了各方的关注，而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来控制火电污染物的排放。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政策之一是环保部2011年发布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这份文件要求，自2014年7月1日起，火力发电锅炉及燃气轮机氮氧化物将执行新的排放标准，调查显示，火电企业只有在单机容量30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全部加装脱硝设施，才能达到这一标准。 　　虽然政府的要求十分严厉，但在当时看来，由于火电自身利润低迷，这一任务似乎很难完成。不过随着中国煤价快速下滑，火电利润快速提升，火电厂有了充裕的资金进行环保改造，因此，自2012年起，中国火电厂的脱硝率快速上升，从2011年底的不到20%，快速上升至2015年底的95%以上，这一巨大的跨度一方面给环保企业带来了丰厚的收益，但另一方面，由于时间要求比较紧，环保企业的产能又相对有限，因此一些脱硝设施的效果也低于早先的预期。 　　除了燃煤电厂之外，燃气电厂也是火电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曾经是中国仅次于煤电和水电的第三大电源，但目前已经接连被风电和太阳能的装机量所赶超。数据显示，至2016年底，中国燃气发电装机量达到7008万千瓦。占火电装机量的约6.6%。而其装机增速也下落到了近年来最低的6.1%，呈现出逐渐边缘化的趋势。 　　中国天然气发电前景不太乐观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盈利性始终低于经营方的预期。无论是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