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型未成人犯罪累犯除外规定的理解与适用.docVIP

非典型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规定的理解与适用 继1997年修订的《刑法》，我国《刑法修正案（八）》再次对累犯制度作出调整，将原《刑法》第65条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首次作出未成年人犯罪不构成累犯的规定。该修改充分体现了“惩罚、教育、挽救”特殊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政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根据《刑法》规定，累犯系故意之重复犯罪，过失犯罪不构成累犯，实践中很少有异议。然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则不同。司法实践中，除典型的未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外，还存在大量跨十八周岁前后的人犯罪，即非典型未成年人犯罪。对非典型的未成年人犯罪，是否适用累犯除外的规定，实践中存在争议和盲点⑴，有必要加以梳理和研究。 一、非典型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适用问题的提出 累犯，作为一项体现被告人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及刑事责任大小的法定从重处罚的量刑情节，不但绝对排除缓刑的适用，而且对量刑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 （一）基于特殊预防的需要从重、从严处罚以示威慑 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规定：“对于累犯，应当综合考虑前后罪的性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至再犯罪时间的长短以及前后罪罪行轻重等情况，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以基准刑有期徒刑10年为例，有无之间就可相差4年之多，可见其影响力之巨。非但如此，在盗窃等犯罪中，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还会带来法定刑的升格。⑵考察累犯从重处罚的理论依据，通说认为是出于刑事特别预防政策的需要。“刑罚之目的，在消灭犯罪，防卫社会，犯人受刑罚之科处，自应知所警惕，而改过迁善……乃竟怙恶不悛，遇机复行作奸犯科者，是为犯罪之累发，足征犯人之恶性深重，刑罚之效力尚未充分发挥，非加特别制裁，不足以达防卫之目的。”⑶因此，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大都规定有累犯制度及从重或加重处罚。 （二）累犯立法的多样性与传统性 然而考察各国或地区的刑法，对累犯构成要件的规定及处罚，却并不完全一样，有时更多体现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制传统或本土实践。“有区别累犯为普通累犯与特别累犯，凡累犯同一之罪或某种特定不同一之罪者，为特别累犯，累犯一般不同之罪者为普通累犯，有不加区别而统称之为累犯者，亦有仅设特别累犯之规定者，亦除累犯某种特定之罪者外，其他均不成立累犯。”⑷如法国新《刑法典》第132—8条至132—15条针对自然人与法人、前后罪的轻重等，分别规定了自然人累犯与法人累犯适用之刑罚。⑸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则区分累犯、危险的累犯及特别危险的累犯作出规定，同时规定有“实施故意的轻罪的前科、在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前科”等不计算在内及累犯处刑原则。⑹西班牙《刑法典》第四章“刑事责任加重的情况”第22条第八项规定：“所谓累犯，是指实施犯罪行为已经判处并执行过本法典包含的具有相同性质的罪行。”第87条第二项规定：“对于累犯，法官和法院将考虑犯罪行为的罪犯的情节自由裁量是否宣告缓刑。”⑺等等。 即使是一国家或地区对累犯作出规定，其范围与处罚也并不是一成不变，有时会顺应社会形势而作出从宽或从严的调整、创新。比如法国，在其立法史上曾就累犯“这种现象是否应当引起加重制裁”的问题展开过争论，且后来时有反复。对这一问题，法国法律传统上都是给予肯定回答，特别是1810年《刑法典》规定，1978年刑法典修改草案取消了将累犯作为加重制裁之原因的规定，但《新刑法典》又回到旧传统。不过，立法者在继续保留将累犯作为加重之原因的同时，既维系了传统思想，又作出了某种创新。⑻ （三）未成年人犯罪累犯除外的时代意义 近年来，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及未成年人保护理论的研究探索深入，按照“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建立有别于成年人的未成年特别诉讼程序及刑法适用，已越来越深入人心。我国刑法对累犯的规定亦不例外，深深地镌刻上我国的法制实践与创新，体现着法律演变中的连续性。1979年《刑法》第61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三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对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第62条规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反革命分子，在任何时候再犯反革命罪的，都以累犯论处。”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格局及所处国际形势的变化，1997年《刑法》本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将累犯前后罪的间隔时间由3年调整为5年，同时将特殊累犯的对象由反革命罪调整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刑罚的基本立场也从旧刑法的以预防为目的相对主义转变为相对报应刑为内容兼顾预防的并合主义。⑼ 考虑到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其犯罪更多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