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docVIP

试论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 内容摘要：中国是历史上古代文明起源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早期法制文明比较发达的重要国度，其逐渐发展形成的 中华法系所独有的儒家文化特征，不仅对中国也对周边封建国家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和特征 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从汉代以法律儒家化取代秦代法律法家化就开始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至“唐律一准乎礼”，标志着法律儒家化的最后完成，奠定了中华法系礼法并用的治国模式和中国独特的儒家法律文化。 关键词：古代法律 儒家化 进程 影响 自从西汉武帝“罢黔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引礼入法”便成为了法律儒家化的萌芽，历经了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和完善，到隋唐时期代《唐律疏议》的颁布，标志着礼法结合的全面完成，儒家思想遂成为了封建法律的正统思想，自此以后历朝历代均沿袭不变，并对后世封建传统法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从现实生活中找到这些影响的影子。董仲舒提出了“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之思想，，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便引了礼融合夫为妻纲在刑事立法的原则上，就已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汉律彼有“矜老和怜幼”之意，这正是儒家思想法律价值观体现 “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出自于孔子的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先请制度”，经上请，一般都可得到减刑或免刑这一原则实际上是儒家“刑不上大夫”思想在立法原则上的体现，是一种赤裸裸的特权法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大儒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导的重道义轻功利思想，直接影响了汉代统治者重农轻商重大疑难件的最后裁决权，由皇帝独揽，特别是涉及“先请”宗件则一律奏请皇帝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以不孝论处，则体现了父为子纲的伦理观“春秋决狱”这是儒家思想引入汉律的典型代表，它是指在审判案件时，无法律可见汉律儒家化之程度颇为广泛而深入，由立法思想到法律条文和法律条文解释。君权、父权、夫权、成为封建社会的权力核心， “仁、义、礼、智、信”则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与封建制社会的经济基础适应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不再将德与刑的关系拟为主辅关系，而是以德礼为政治的核心，唐律的立法思想是以“君臣、父子、夫妻”的儒家礼教为指导思想另外唐统治者依照儒家的仁政思想为指导之儒家化依据一准礼制定出来的唐律，弥漫着儒家思想的。”、“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矜恤老幼妇孺”等都是根据儒家思想而来。对于一定年龄规定如岁以上，岁以下的则不可开讯唐律儒家与汉律儒化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汉律作为儒家的开端，常以礼代法，依礼断狱，而唐律在更大的层面上终结了这一时代，更多的是融汇了礼教的精神，用以指导立法，将礼律融合为一体，使唐律处处渗透着礼教色彩在唐律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以礼注释法律。“于礼以为出入”是成熟的唐律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具有以下的特点，也就是以儒家的封建伦常道德观念，作为唐律的思想基础。把封建的“礼”和“法”，紧紧揉合在一起，使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统一起来，以法的强制力来推行礼的规范，又以礼的精神统治力量，加强法律的镇压作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国家的统治秩序。 1.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儒家的礼法思想的一个很明显的特征便是融礼于法、融法于礼，因此，很多时候法律和礼是很难区分或者说相互融合的，但是法律于礼在本质上应该是有所区别的，起码来说法律应该普遍是强制性的、成文的、规范的，而礼则应该是任意性的、不成文的，也不具有严格的规范性。但是儒家的礼法思想将二者进行融合，也就导致法律在形式上很难不受礼的不成文、不完全规范性的影响。 2.所谓的重刑轻民的特点礼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不管是上到皇帝、大臣、百官，还是下到普通的民众，都严格遵守着封建的礼教关系，因此，在中国古代，违反礼的行为为法律所严格的禁止，导致很多本应属于民法、行政法调整的对象最后也落入刑法的管制范围内，因此有“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尚书·康诰》)的说法，最终形成重刑轻民的特点。 　3.法律与道德礼教界限模糊。儒家将法引入政治学说中，并未将法与礼完全并列或对立，更未将法律规范置于道德规范之前，而是以法作为礼的补充，建立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事实上，那个时代的人恐怕都很难分清哪是道德礼教，哪是法律规范，更多的时候，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便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同时法律规定的违反法律的行为也都被认为是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法律与道德礼教的界限非常模糊。在从两汉至隋唐漫长的历史中，法律的儒家化随着自身的演变发展的确为封建秩序的建立反而会了十分积极作用。众所周知，我们的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而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强调维护三纲五常，强调维护封建等级秩序。它的发展恰如其分的顺应了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