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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三父子：大器晚成与少年得志 湖山书苑 2017-05-15 “三苏”都是通才、全才，父子三人既有大器晚成也有少年得志。他们不仅在文学史，而 且在政治史、思想史、史学史、艺术史上都有巨大成就，其中苏轼的贡献更大。《宋 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但世上没有什么“无不相同”的人和事， 三苏父子的性格、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及文学风格的差异都很大。 苏洵 （1009-1066 年）字明允，少不喜学，而喜欢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他二十七岁才 开始发愤读书，但应进士及茂材异等试皆不中。如果说苏洵初举进士不中可能与他“少不 喜学”分不开，那么他二十九岁再举进士不中，特别是三十七岁举茂才异等亦不中，就要 怪科举考试制度窒息人才了。苏洵的可贵就在于，他没有继续让自己去适应不合理的科举 考试制度。相反，在“举茂材异等不中”之后，他得出的结论是“此不足为学也”（欧阳 修《苏洵墓志铭》），于是决心走自己的路。 苏洵 48 岁那年，他送苏轼兄弟入京应试，知益州张方平向欧阳修极力举荐苏洵。欧阳修 上其书于朝，公卿士大夫争传诵之，苏轼兄弟又于次年同科及第，父子三人遂名动京师， 苏氏文章遂擅天下。苏洵可说是大器晚成，年近五十才成名。但他成名后的地位也很低， “爵不过于九品”，只做过试秘书省教书郎、霸州文安县主薄、礼院编修，相当于现在的 科级干部。 苏轼兄弟的经历于苏洵刚好相反，是少年得志而一生坎坷。进士及第，名动京师，苏轼二 十二岁，苏辙才十九岁，五年后又同举制科入等。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知密、徐、登、 杭、颖、扬、定八州，地方政绩显著，在朝廷官至礼部尚书。 苏辙一生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元祐年间，由一个小小的县令升至副相，比苏轼的官位还高。 南宋何万在《苏文定公（苏辙）谥议》中说：“元祐九年之间，朝廷尊，公路辟，忠贤相 望，贵幸敛迹，边陲绥靖，百姓休息，君子谓公之力居多焉。”这段话对元祐之政虽有过 份美化之嫌，但对苏辙在元祐之政中的作用的估计，是大体符合实际的。苏辙的政治才能 只在哲宗元祐年间才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 “三苏”与王安石变法的政治分歧 在政治上，北宋王安石力主变法时，三苏强调革新吏治。在苏洵生前，王安石变法还未开 始，但争论已经开始。苏洵在《衡论》中已经提出了“政之失，非法之罪”的观点。嘉祐 三年（1058 年），苏洵与王安石分别有《上皇帝书》和《上仁宗皇帝言事》。 苏氏兄弟后来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实为苏洵与王安石分歧的继续。熙宁二年初，兄弟二 人守父丧期满返京时，王安石变法已经开始，以苏轼为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以苏 辙为变法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对新法作了全面的批评，同时要求外任，免 去他在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职务。为人“谨重”的苏辙，上书反对新法比苏轼早四个月，而 要求离京外任比苏轼将近早两年。 苏轼又有《上神宗皇帝书》，对王安石变法作了全面批评。变法派于是下决心把他赶出朝 廷。御史知杂事谢景温诬奏苏轼扶父丧返川时，曾在舟中贩运私盐，并追捕当时船工进行 拷问，想获得“罪”证。苏轼“实无其事”，不屑同这些人争辩，只求出任地方官避祸。 于是被命通判杭州。苏轼一生多次被诬陷，这是其中的第一次。 对元祐之政的态度，也表明苏辙在政治上往往比苏轼更激烈。苏辙在元祐元年二月至十一 月担任右司谏期间共上奏章七十四篇（苏轼同期所上奏章为二十篇），几乎涉及当时所有 的重大政治问题。他主张严惩推行新法的朝廷大臣，而对执行新法的小臣给予改过自新的 机会。八次上书要求责降右仆射韩缜，三次乞诛窜吕惠卿，并一论章惇，再论安焘，五论 蔡京。 苏洵与王安石的分歧，苏轼与程颐的分歧都在于认为他们不尽人情。苏洵《辨奸论》说： “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洗濯），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 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苏轼与理 学家程颐闹得冤冤不解，形成洛蜀党争，重要原因也是苏轼厌恶程颐不近人情，其《杭州 召还乞郡状》说：“臣又素疾程頥之奸，未尝假以色词，故頥之党人无不侧目。”《宋史 纪事本末》卷四五说：“颐在经筵，多用古礼，苏轼谓其不近人情，每加玩侮。” 苏氏兄弟在元祐年间的主张也不尽相同。例如苏轼只是私下劝告章惇说，司马光“时望甚 重”，“不可慢”（《亡兄子瞻墓志铭》）。苏辙却上章要求罢免章惇枢密使之职。在役 法问题上，苏轼认为：“差役免役，各有利害”，“以彼易此，民未必乐”。苏辙却认为， “差役可行，免役可罢，不待思虑而决”（《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司马光恢复诗 赋取士，苏轼作《复改科赋》称美此事，但苏辙比哥哥冷静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