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社会学研究.PDF

“就业—生育”关系转变 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 ———从发达国家经验看我国“二孩”时代家庭政策 蒙　 克 提要：任何社会政策的制定都建立在社会经济变量间的某种因果关系之 上。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对２２ 个经合组织（ＯＥＣＤ）国家的面板数据（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０年）进行了因果识别，发现对于西方国家以提高生育率为目标的家庭政 策而言，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反Ｊ 型”关系是重要的影响因 素。 近年来，这对变量由负相关向正相关转变，使得促进女性就业的双薪型 家庭政策取代鼓励妇女居家看护的通用型家庭政策成为主流。 因此，采取何 种家庭政策来提高生育率取决于妇女劳动参与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国当前“二孩”时代制定家庭政策时应予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家庭政策　 “就业—生育”关系　 总和生育率　 妇女劳动参 与率 一、研究问题 家庭政策是现代政府用于影响家庭的生育、看护、社会化、资源分 配以及劳动力供给等社会功能发挥的一系列政策工具的总称（Ｄｅｙ ＆ Ｗａｓｏｆｆ，２０１３）。 家庭政策之所以会成为当今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是 因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福利国家进入收缩期后，它是惟一一个因 政策调整而非结构性原因实现支出扩张的社会政策门类（Ｆｅｒｒａｇｉｎａ ＆ Ｓｅｅｌｅｉｂ⁃Ｋａｉｓｅｒ，２０１５）。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国家中，只有养老、医疗和家庭政策三个社会政策领域出现了 ∗　 本研究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养老、就业和家庭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的研究” （１６ＣＧＬ０４５）、清华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总和生育率关系变 动”（２０１５ＴＨＺＷＪＣ０９）以及唐仲英基金会“仲英青年学者”项目的资助。 作者特别感谢 匿名审稿专家的中肯批评和宝贵建议。 ２１８ 论 文 “就业—生育”关系转变和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 支出增加的趋势。 然而，养老和医疗支出增加是由于人口老龄化增加 了对养老金和医疗服务的需求，并非政府提高了养老和医疗保障的待 遇（Ｈａｙ ＆ Ｗｉｎｃｏｔｔ，２０１２）；惟有家庭政策支出增加是政府主动提高家 庭政策的标准所致。 虽然家庭政策总体趋于扩张，但这种扩张态势在不同类型的家庭 政策间是不均衡的。 科尔皮（Ｋｏｒｐｉ，２０００）将发达国家的家庭政策分 为三类：鼓励女性承担传统居家看护角色的通用型家庭政策（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帮助女性平衡“家庭—工作”职责从而促进妇女劳动参 与的双薪型家庭政策（ｄｕａｌ⁃ｅａｒｎｅｒ ｓｕｐｐｏｒｔ），以及政府不干涉性别分工 的市场型（ｍａｒｋｅｔ⁃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家庭政策。 根据费拉里尼（Ｆｅｒｒａｒｉｎｉ，２００６） 的细化，通用型家庭政策包括发放给幼儿家庭的家庭津贴（ｆａｍｉｌｙ ａｌｌｏｗａｎｃｅ）和给予定额补助（ｆｌａｔ⁃ｒａｔｅ）的育儿假，双薪型家庭政策包括 将补助与薪资挂钩（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ｌａｔｅｄ）的母育假（ｍ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ｌｅａｖｅ）、父育假 （ｐａｔｅｒｎｉｔｙ ｌｅａｖｅ）和父母假（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ｌｅａｖｅ），至于市场型家庭政策则意 味着上述两组政策工具均不发达。 图１ 中的左图和右图分别显示了 １９６０年以来ＯＥＣＤ主要国家在通用型和双薪型家庭政策上的政策力 度。 可以看到，在通用型家庭政策中，家庭津贴的停滞和收缩很明显， 而育儿假则只是时间上有所延长，其替代率也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后出 现了大幅下滑；与之相比，在双薪型家庭政策下，母亲产假的时长和替 代率（即假期中所获补贴占工资收入的百分比）发展态势平稳，而父母 假（含父育假）在这两方面都得到了快速的扩张。 可见，西方社会家庭 政策近年来发展的重点是双薪型家庭政策。 双薪型家庭政策的兴起提出了一个现有理论无法回答的难题。 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主要西方国家迎来了“第二次人口转型”，其生育 率长期低于更替水平。 为了提高生育率，西方国家将家庭政策作为重 点（Ｔｈéｖｅｎｏｎ ＆ Ｇａｕｔｈｉｅｒ，２０１１）。 然而，经典的经济学论述认为，妇女 的劳动参与会提高生育子女的机会成本，降低生育意愿，因此与生育水 平呈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