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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公司 2010-10-15 9:50:22　来源: 南都周刊　浏览量: 11898　跟帖 9 条 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个企业发展技术层面的纠纷。撇开黄光裕已经显现的商业错误不说，黄本是草根创业型人才，他已经不太适应真正现代大公司的发展。他的职责，是当好大股东，而绝不是核心管理者。 　　在公司的时代，商业的伦理价值、公司的文化价值，都通过商业的手段来实现，而不能用伦理或者文化遮蔽商业本身，必须小心守住这样的场域划分。透过黄陈之争，是他们的商业征战，让这个古老的国家里蚂蚁一样汹涌的人群，朝着真正的公司时代迈进了一大步。 　　文 _ 苏小和 　　9月28日下午，国美特别股东大会开始前，工作人员核对进场股东姓名资料。 摄影_ 周超 　　陈晓险胜黄光裕，再一次印证了每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的大道理。那些试图在商业领域放大道德秩序的学者们，需要反思。在公司的时代，商业的伦理价值，公司的文化价值、都是通过商业的手段来实现，而不能用伦理或者文化遮蔽商业本身，必须小心守住这样的场域划分。 　　我深深地知道，伦理、契约对公司是多么重要，对市场经济的内在精神是多么重要！多少大学者如马克斯·韦伯、余英时等都在这个领域皓首穷经。而我简单地提出这样的判断，显得是多么草率！ 　　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内地小股东大多数支持黄光裕，而几乎所有的海外机构股东，都将筹码给了陈晓。这似乎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局面。我想说的是，内地好多有钱人也许仅仅有钱，并不懂公司的真正逻辑，而是习惯性地依靠一种模糊的江湖文化在行动。恕我直言，国内某些学者，似乎也是如此。 　　所谓内地股东，被誉为“三湘第一庄”的欧阳雪初，算是一个代表。他斥资2亿港元，购入1亿股国美电器股份力挺黄光裕，理由是“向传承数千年的商业伦理致敬”。我想知道，所谓传承数千年的商业伦理是什么？黄光裕身上的商业伦理又是什么？当他这么思考问题，太多更加重要的问题却被忽略了。 　　更有意思的是，连严介和都声援黄光裕。他说，黄光裕事件，主要原因就是大多数外聘的职业经理人不能忠于企业。为什么曾国藩要用湘军？就像我之前供职的太平洋为何用老乡？一个职业经理人，其职业素养、职业精神、职业道德非常重要，特别在大中华这个礼仪、仁孝之邦，岂是你可随意颠覆的？ 　　这看上去有一些幽默，竟然扯上了大中华礼仪的旗帜，与那些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大谈传统商业伦理的旋律，遥相呼应。不得不让人感叹，在中国关乎商业问题上，一边当婊子，一边立牌坊，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并不是仅仅只有内地的小股东才选择站在黄光裕这一边，我看到我的朋友经济学家赵晓，管理学家王育琨也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伦理的层面、民族产业的层面发声。 　　黄陈国美之争，本来是一个商业事件，没想到却引起众声喧哗，这是我事前没有想到的。在我看来，这纯粹是一个企业发展技术层面的纠纷。撇开黄光裕已经显现的商业错误不说，黄本是草根创业型人才，他已经不太适应真正现代大公司的发展。他的职责，是当好大股东，而绝不是核心管理者。 　　我以为人们忘记了一个前提，国美已经是一个公众公司，它的股权格局肯定是一个不断渐变的过程，不断社会化、扁平化、公众化的过程。随着国美的发展，黄光裕的股权比例和操控权会越来越小，谁都阻挡不住。没有陈晓，以后会有张晓，不认识这一点，就只能拿所谓的伦理说事。这是典型的中国思维。 　　我的观点很简单，基本上，支持黄光裕的人，和当时反对朱新礼把汇源卖给可口可乐的人差不多，我称之为商业民粹主义者。这是有传统的，根子在洋务运动时期的所谓自强。百年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商业，还是政治，中国的所谓自强，都以失败告终。现实的局面告诉我们，中国只有一条路，开放，必须开放，继续开放。 　　我想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理念，正是公司的概念。公司，作为今天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场域之一，开放，是它的最重要的特征。可以这么说，开放既是公司得以发展的动力，也是公司发展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而言，公司有的时候可能只是个人发家致富的工具，或者只是国家寻求富强的通道之一。这是一种狭窄的历史观，一种由实用理性主导的思维定势。遍观这个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公司版图，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的公司，既是一种实用理性，也是一种价值理性，既是一种财富，也是一种生活，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 　　我不得不再次用一种抒情的姿态陈述一个事实，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内地的中国人，我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公司。在解决历史学的方法论之后，如何把经济学的思考、管理学的思考带到我们的公司思考里，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功课。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曾经有以下陈述： 　　“我们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钱的企业家比尔·盖茨，有多少人思考过一个开放的市场、透明的资本带给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