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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永恒的过程中 在永恒的过程中 ——论“五四”新文学变革的文化模式 赵普光 内容提要 文学的变革，不是“断裂”，而是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这种再阐释即对 原文化形态的策略性误读。为了变革当前的文学，而从传统中寻找符合需要的资源，对其 进行“再阐释”的现象，本文称之为“汲古求新”的文学变革模式。这种模式常表现为两种方 式：一是“隔代遗传”，即越过离当前变革最近的一段历史，上溯到更早的历史传统中的资源 和根据，以反抗和否定当前要变革的现实；一是“同情弱者”，即寻求传统中处于弱势和边缘 地位的资源，以抗拒和否定当前正统的文学势力。“五四”新文学的变革往往遵循着这样的 模式。“汲古求新”的变革模式隐含着面对中西文化传统时“五四”新文学家们显在姿态与潜 在心态的歧异与对冲、矛盾与统一、相反与相成的复杂情况。具有普遍性的这种文化模式， 也表明任何革命都不是彻底的断裂，而是永远处在“藕断丝连”的过程之中。 关键词 汲古求新 “五四”新文学 文化模式 赵普光，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10097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210093 一、事实与描述 文学的变革，从来都是在对此前传统文学再阐释的基础上开始的。此再阐释包括对本土传统文 化的继承与外来文化的对话交流两个方面。而这种继承与对话，决非原文化形态的“复制”，而是对 原文化形态的重新解读，解读后的文化已经并非原文化形态的“事实”，而是原文化的一种“描述”。 从事实到描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的丢失与错位，从而造成了误读。而这种误读，在很大程度 上，往往是变革者的策略性选择，是为了当下文化的建设、变革的需要。 所谓历史，兼具客观与主观的层面，既包含事实的本身，也包含对事实的描述，而我们面对的历 史往往都是“事实的描述”而已。相似的，“历史”中的“文化”在横向波及影响和纵向流动的时候，也 只是波及和流动着“描述的文化”，如严绍璗所说：“一切所谓的‘文化的对话’，都是在‘描述的文化’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特别资助项目“现代中国作家学者化现象研究”（批准号：2013T60514）、中国博士后基金面 上项目（批准号：2012M511710）及江苏省博士后基金项目（批准号：1301084C）阶段性成果。 - 162 - 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文学研究 [1] 的层面上进行的。”因此，我们的“建立在不正确的理解的基础上”的“文化阐释”，才能真正的发生， 也才能产生绩效。面对原来的文化，文学变革往往在两种基础上实现，一种是对传统文学文化典籍 的重读，一种是对域外文学文化典籍的引介。无论是对传统重读，还是对西方的引介，都是一种“文 化阐释”，那么这种文化阐释毫无疑问地也是停留在“描述的文化”层面，所以这种阐释是建立在“不 正确理解的基础上”，从而产生了“误读”。在这里，重读传统与介绍域外的活动就扮演了“文化继承” 和“文化对话”过程中的“媒体”作用，发挥了“中间桥梁”的功能。而这一“媒体”的作用在于，经过建 立在“不正确理解的基础上”的“文化阐释”之后，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仅仅作为一种想象性的符号， 在中国文化中发生符合新文学家、思想家所需要的“化合”，从而变异成为服务于当下文学、文化乃至 社会变革的思想资源。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文艺复兴之后的西方文学文化，经过“文化阐释”后，其在 中国的时空中可以赋予其任何的意义，而与其西方文化本体的事实价值没有必然关系了。这中间的 变化，就如同严绍璗在他的文章中所举出的两个完全相反的例子一样，中国的儒学可以在欧洲发挥 批判封建的理性作用，在日本则也可以表现其维护封建的思想力量，而中国儒学在“同一个历史时代 里产生完全相反的精神作用”，并不取决于儒学本体的价值，而取决于欧洲思想家和日本德川思想家 的不同的“文化阐释”。事实上，五四新文学在初生时期，对原文化的阐释，也正发挥着这样的“中间 桥梁”，也就是“媒体”的作用，从而使得西方文化成为符合新文学建设和新文化运动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