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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反思：面对问题的勇气 【字体： 】点击次数:2043次 马 骏 学科的进步来自于不断的反思。在美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争论与反思，某些争论和反思甚至深刻到使得公共行政学面临可怕的身份危机。然而，也正是在这些争论和反思的过程中，美国公共行政学逐渐地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包括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范围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公共行政学研究，逐渐确立自己“身份”和学科地位。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恢复以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有了二十多年的历史。在这二十多年中，在许许多多公共行政家的不懈努力之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累积了许多的文献。在这些文献中，固然不乏有价值的研究。然而，无论是从整体上看还是与国际学术研究水平相比较，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非常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中国公共行政学家都应该认真而且深刻地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我们应该反思这样一些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生产”了什么知识？我们的研究是否促进了公共行政学的知识发展？我们的研究是否符合不同的研究取向所要求的“质量标准”？我们生产的这些知识对于处于巨大社会转型中因而面临巨大挑战的中国公共行政来说是否有用？如果我们的研究缺乏质量，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我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或者，我们是如何“生产”这些知识的？然而，非常遗憾地是，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反思。中国公共行政学普遍缺乏理论上的对话与争论，似乎陷入了一种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的境地。 一 要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现状做一个“准确”的判断，需要对中国公共行政学在过去二十多年形成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而且科学的评估。不过，粗略地看，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四大问题。当然，应该强调的是，本文指出这些问题是希望借此推动我们的反思，进而推动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更上一个台阶。为了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需要反思的勇气和面对问题的勇气。 ? 研究重心的“非中国化”。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是，目前，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家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实践，而不是中国公共行政本身。由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起步晚，在研究的早期将研究重点放在引进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二十多年后仍然将重点放在美国或西方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上就是非常令人费解也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实际上，目前国外的公共行政学研究仍然没有发展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行政学理论。正如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法玛（Farmer, 1995, chap.4）指出的，美国的公共行政学也只是一种“特殊主义”的知识体系。 ? 研究方法的“非规范性”。根据美国公共行政学家杰?怀特教授（White, 1986，1999）的分类，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三种研究取向：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然而，无论选择哪种研究途径，公共行政学研究都要符合这些研究取向的质量标准。正如杰?怀特和盖?亚当斯（2005）指出的： 选择追随主流社会科学逻辑的人们，应该好好地运用假设检验、实验和描述性及推论性的统计等方法进行研究。在诠释和批判推理指导的研究中，质量标准是同等重要的。被理解为叙事的知识发展和使用的逻辑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清晰表达。需要用方法论的原则来指导该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关注什么可以被视为好的故事。亟需对叙事知识的适当标准和基准进行讨论。必须找出内涵的、说明的以及技术的语言游戏的可接受规则，并检视其对研究的适用性（第17页）。 然而，简单地浏览一下现有的文献，就不难发现，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都没有遵循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各自的研究方法，因而在研究质量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未能促进知识的增长。许多似乎是实证研究取向的研究其实并没有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许多研究根本没有一个明确的研究问题，没有文献评估，没有深入地研究因果机制，没有构建出具有说服力的理论，更没有进行理论检验，或者理论观点没有经验事实支持。许多非实证研究取向的研究也并没有遵循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的研究方法。总而言之，无论是用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的标准来判断，总体而言，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在质量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 缺乏对真实世界的了解。由于研究重心上的“非中国化”和研究方法的落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对于真实世界中的公共行政一直缺乏深入的了解，也不能提供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来说，真实世界中的公共行政仍然是一个“黑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共行政学并没有构建起本土化的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