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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写作和教师存在之困厄 　　摘 要：《论语》的写作反映了作为一个教师存在之困厄。这个困厄是一个难以处理的复杂的教育关系，要求一个教师在保护学生心灵、追求理想与自我完善，以及服务于现实之间保持一个健康的理性平衡。作为一个教师意味着需要教育智慧和生活艺术。这几乎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孔子亦不能外。《论语》的写作是对这个问题缜密的思考，但却不是一个典范。《论语》展现的并非一个完善的老师，而是一个渴求完善的老师：能够接受批评，寻求对话，能够让后来者感受到不断成长的欲望、思考的力量以及存在的重负。 关键词：教师；《论语》；对话；言说艺术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3）02-0015-06 《论语》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嘉言懿行，反映了孔子教育思想之精粹，对其的研究也可谓汗牛充栋。我们确信它能够给我们以启示，我们将孔夫子美誉为最伟大的老师。然而，我们或许只是美誉他与它，只使其在“美誉”上发挥作用，甚至只使其在可引用上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我们却“敬”而“远之”：一方面将其“供奉”起来，另一方面又使其远离我们的教师生活。他、它和我们的永恒距离，使得他、它高悬于空，我们仍然糟糕地我行我素。这一切都使得孔子及《论语》的存在变得无能，对于我们的教师教育变得无能。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非常惊人，这种惊人的成绩正在使我们以为现今的目标就是教师典范的充分实现。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的思想变成了现在目标的驯服的工具。它不仅无助于探究、反思和完善，而且阻止了探究、反思与完善。于是，我们就非常容易地掩盖了自身的问题。作为历史上重要的《论语》也许能成为我们审视现今的一面镜子，尽管它并不能解决我们现今的问题。无视于《论语》中对教师存在的缜密思考，我们便失去了一种宝贵的智力资源。 孔子对教师/自身存在的思考是审慎的、严肃的，因为这涉及到他如何在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政治世界中安身立命，稍有不慎就会带来许多危险。然而，这个思考又不是功利性的、工具性的，不是让自己服从或顺服于所处世界的名利之诱惑与逻辑。这个思考超越了自己所处世界的局限，是对作为一个老师的本源性思考。它向我们揭示了作为一个老师之行为的困厄性。汉王逸在《九思·悼乱》中写道：仲尼兮困厄，邹衍兮幽囚。 一、谁之《论语》？何种合理性？ 一般而言，《论语》为孔子弟子整理孔子言行而成，主要是孔子的思想，即孔子的《论语》。然而，这个论断并不自明，从而成为一桩公案、悬案。因为即使整理者也难以保证自我思想没有对孔子思想产生“误读”，甚至是“致命的误读”，更何况进行“篡改”、“发挥”、“完善”等或为了其他自我性的目的。所以，谁之《论语》确实不好说，也许是孔子弟子的思想，抑或还有其他。子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子坦陈自己“只是转述”古人，而“没有创造/作”。如此，《论语》也有可能是夫子之先辈的思想。 何故如此？为何要设疑？为什么要将难以开解的谜团抛给读者？是谦逊？是真诚？是有意所为，还是随便说说？也许，我们的习惯告诉自己，无需“大惊小怪”或“庸人自扰”，《论语》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但是，我们何以能保障自己介入到内容之中？往往在那些不起眼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不太会在意的地方，如果我们用心，我们就可能会有所发现，甚至有重大发现①。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些不经意的、最平常的细节，它们常常能给我们透露出不同寻常的信息。如同破案，一个小小的线索能够打开一片天地，使问题迎刃而解。我们需要告诫自己，伟大作品的写作是认真的，在细节上亦是严肃的。或许它向我们昭示些什么。海德格尔这样说：“没有本真的阅读，我们就会对注视着我们的东西视而不见，我们就不会窥探到那现象着的东西和显现着的东西。” [1 ]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驱逐诗人的主张和对儿童读本的严格审查的制度让我们清楚：孩子需要的、教师所教的和政府所要求的教育内容并不合一。理想国中需要的是符合国家理想的诗人，国家应当教导诗人应当写什么、不应当写什么。这就意味着只有被国家教导过的，符合国家特定价值观念的教师才会被吸纳到教师队伍之中来，由他们来教授孩子们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使学生们相信教师所教授的、宣讲的东西和自己所需要的是完全一致。他们知道学生之所需，为学生们好。如此，只要听从教师对自己的安排就可以成才。如此，此三者的目的就同一起来。理想国要求他们合谋起来，对他们加以监督，却没有教育他们一起去审议和辩论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教育要求。理想国必须规定：什么应当讲，什么不应该讲。于是，应当讲的就被学生们理所当然地视为正确的，真实的。这意味着有可能符合真实但不应该讲的却被裁减掉了，不符合真实但应该讲的被凸现了。“削足适履，使其变得有用”的做法在教育中一直延续至今 [2 ]。这样，那些没有去合谋、难以合谋的教师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