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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财政支出能否促进住宅有效供求? 　　〔摘要〕公共财政支出是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基本生存权、抑制贫富差距扩大的手段，也是住宅市场转型与调控中的重要工具，探索其对当前住宅市场供给和需求有效性是住宅市场转型与调控中的核心问题。本文采用2007—2010年省际公共财政支出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央与地方公共财政支出对房地产市场供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公共财政支出对住宅需求作用明显，而对促进住宅供给贡献不大；作为保障低收入者居住水平的重要手段，经济适用房项目尚未形成规模，未能有效增加供给，不仅没有能够有效抑制房地产价格增加，反而强化了住宅市场的观望情绪，导致住宅需求减少。因此，若要继续有效推行住宅市场转型，就必须在坚持当前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同时，合理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善财政支出结构，真正实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住宅市场的有效供给和需求的目的。 〔关键词〕公共财政支出；住宅供给；住宅需求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3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房地产行业也随之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逐渐显现，房地产市场也出现了价格畸高、投机炒作等诸多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以后国际经济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国多数行业的发展速度趋缓，而房地产行业却与宏观总体走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房价甚至远高于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如影随形的是中低收入阶层住宅消费能力不足与“总量”和“结构”并存的住宅供给短缺问题。 从世界各国住宅市场发展进程来看，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城市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住房供求总量矛盾就会显现，解决这一矛盾的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地增加住房供给，尤其是公共住房供给；随着总量矛盾逐步缓解以及居民对住房个性化需求的提升，住房供求结构矛盾逐步显现；同时，中产阶级比例不断提高，住宅市场化和公共住房商品化将主导住房市场。与住房高度市场化相伴而生的是住房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矛盾，对此政府可以一方面通过补贴弥补中低收入家庭购房能力的匮乏，另一方面继续鼓励私营开发商通过市场化运作增加住房供给，提升住房分配效率。遗憾的是，中国住房政策实践实际上脱离了住房发展阶段的演进规律。1998年房改之初，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快速推进，城镇人口迅速增加，住房供求的总量矛盾，中国房改的纲领性文件国发[1998]23号文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多层次城镇住房供应体系”和保障“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目标。国发[2003]18号文提出的“逐步实现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普通商品住房，从而确立商品房在市场中绝对主导地位”的政策指导思想体现了更强的市场化导向，在单一市场化角度上发生了走入误区的偏向[1]。这种把住房市场化简单地等同于住房产权私有化，将缺乏购房能力的中低收入家庭推向市场的做法脱离了中国住房发展阶段的演进规律，在改革认识和制度设计上发生了较严重的偏差，其所引发的一系列住房矛盾的负面影响已在近年表现出来。因此，只有从经济发展阶段和住房发展阶段的实际出发，以解决住房供求总量和结构矛盾为核心，有效增加住房供给，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住房供给，才能将中国住宅市场引入正轨，住宅供给和消费才能健康发展，中国住宅市场才能真正从单一市场化模式逐步驶入市场化、政策性并行的双轨模式。 许多学者就政府财政支出与住宅市场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一些研究表明，作为宏观调控以及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政府的财政支出水平与居民可获得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相关，较高的财政支出水平将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通过居民实际福利的提升间接影响房地产需求，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在内的财政支出是造成房地产市场价值存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保障性住房相关的政府投资更是会对房地产市场产生直接的作用[2]-[6]。在公共服务资本化问题的研究方面，国内学者则针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性展开研究，认为近几年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理性发展是由“土地财政”所导致的，而这种“土地财政”又源于“中国式分权”下的政府行为[7-8]。财政扩张是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扩张的财政支出使政府产生很大的融资需求，在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的压力之下，面对资源的约束，地方政府迫切希望依据现有土地供给制度介入城市房地产开发，推高房地产市场的景气度，达到财政增收、GDP高增长等社会经济目标[9]。可见，财政支出不仅仅产生了对住宅需求的推动力，还进一步表现出对住宅市场供给的约束力。其中，当前分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促成了住宅市场的多重矛盾，而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在内的财政保障支出又是造成住宅市场需求增加的重要原因。住宅市场的复杂性使得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