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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征地拆迁工作现状研究和措施 　　摘要：针对目前农村征地拆迁工作的现状，从政策管理制度入手，对制度原因、经济原因，拆迁对象与执行者多角度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管理机制、改进补偿和安置形式等办法，确保征地拆迁工作的进行。 主题词:农村、征地、拆迁、措施 中图分类号：G81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城镇建设快速发展，城市框架不断拉大，给地处城郊结合部的农民生活和经济条件带来了新变化、新提高。全国各地对土地的征用越来越多，拆迁难度也随之越来越大。土地问题成为农村中矛盾频发的焦点，其中尤以土地征用问题比较突出。很多拆迁人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消耗在拆迁工作上，少则一年半载，多者三年五年。使得征地和拆迁称为“天下第一难”，备受各方关注。 拆迁难的原因比较复杂，有制度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原因，同时还有许多现实的具体原因。结合笔者在临安市泥山湾村、玲珑村、横潭村等多个村镇十多年的拆迁安置工作，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征地拆迁工作困难： 一、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所致 。我国的土地所有制分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两种形式。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在现实中产生了诸多问题。农村土地征用和拆迁的结果是土地所有制性质的变化，农民因失去了土地，也就失去了作为“农民”身份的依据，意味着融入城市社会的开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实质上意味着城郊乡村社会的拆除，是乡村城市化的开端。从表面上看，集体土地房屋拆迁是拆除了城乡间的隔离墙，拉近了农村和城市的距离，但实质上却集中和突出暴露了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的矛盾。在“农民” 完成向“市民”身份转化的长长链条中，要完成这个过渡，在中国的各项法规缺失、各种社会保障极不健全的情况下，拆迁难是自然的。一方面，城乡“二元”体制的某些历史遗留问题在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中凸显出来，如由户籍制度引起的“农嫁居”问题、子女上学问题等；另一方面，农民并没有因征地和拆迁变成真正享有5大福利保障的市民，而是沦为既非农民又非市民的“边缘人”，这在城乡结合部表现得尤为突出。拆迁矛盾突出的地方，几乎都是城乡结合部，有的甚至就是“城中村”。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目前农民多数属于低文化、没资金、没技能的弱势群体，特别是一些中年农民，适应不了现代企业的管理和技术的要求，尽管有的人可以到企业中做一些非技术性的重体力劳动，但随着年高体弱，会逐渐丧失劳动能力而论为无业人员。虽然说，引进企业后，能带动周边第三产业的发展，将为失地农民提供很好的就业机会，但并非所有失地农民都能够参与到这一产业中去，还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因缺资金或不懂经营等因素制约而长期失业。农村拆迁难，重要的是没有了衡量身份标准的土地。因此，集体土地征用和拆迁难实质上是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瓦解前的阵痛，是农民对被人为地分为“农村人”而区别于“城市人”并享受不平等待遇的呐喊。 二、土地征用程序不规范、限制了农民的参与权。我国土地征用现有程序的规定仅是针对土地的保护，没有体现出对农民权利的保护。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的方案做出后，由县级以上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农民和集体被剥夺了一切权利，完全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从土地征用的决定到争议的解决完全听任行政部门的命令，土地征用方案和安置方案均在批准之后才公告，这时农民不管有何理由，都不会 影响 征地方案的实施。另外，发生纠纷后，法院往往以征地补偿案件不属于民事案件为由不予受理，司法保护不能实现。现有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对裁决不服的救济途径，《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的规定主要是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纠纷的救济途径，而不包括土地征用补偿纠纷的处理。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用各方不能对征地补偿标准达成一致意见的，由征用部门裁定，而且该裁定为终局裁定，相对人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制度安排，给征用方以过大的权力，而被征用方连起码的司法救济权都没有。 三、政府担当双重角色，造成“仲裁人”缺位，协调机制缺失。从各地的情况看，由于农村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政府直接担当“受益人”和“拆迁人”，拆迁是为了土地出让，土地出让的所得主要归地方政府所有，因此当房屋拆迁补偿出现矛盾，农民新村建造出现质量问题时，政府无法居间调和。 四、补偿方式单一，片面强调货币化，同时，补偿方标准不合理偏低。当前，征地安置的主要途径是一次性货币安置，即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让农民自谋职业。这种方法操作简单，只要按法定标准计算安置费用，造册发放到人就可以了。但实际上，货币安置虽能解决被征地农民的暂时生活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征地工作顺利进行，却难以解决他们的长远生计。虽说有些地方在征地时，为失地农民购置了失地农民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部分问题，但由于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