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一九四二》中游离.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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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在《一九四二》中游离   [摘 要]影片《一九四二》在构成第二条情节线的几个基本的历史关节点上,冯小刚抛开史实,选择更能突出矛盾的一种叙述,对国民党政权媚俗丑化,而对日本侵略者反常描摹,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通过浓的政治色彩的渲染,迎合普通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一般认识;另一方面则借日军形象挑战观众民族情感的接受底线,并以此为噱头,引发争论以达到提高票房的目的。 [关键词]《一九四二》;艺术;史实;票房 由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一九四二》甫一上映,即以其震撼人心的灾难场景、逼视良知的人性拷问引起各方热议。正如该片所宣传,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当人们回顾1942年,感受我们民族所历灾难的同时,不禁又想追问隐于其后的真相。但该影片是不是就真实地再现了与这段历史相关的真相?纵观贯穿《一九四二》始终的两条情节线——体现作品艺术性的从重灾区延津逃荒出来的老范家和瞎鹿家的故事,以及体现作品历史内涵的从委员长到河南地方军政大员的国民党政府各色人等的表演,我们发现,在构成第二条情节线的几个基本的历史关节点上,冯小刚却以艺术性的幌子、纪录性的噱头带着观众与真相渐行渐远。 情节与史实的龃龉 《一九四二》公映之初,叫好声中就出现对关键情节所涉历史史实的质疑。有网络发帖“吐槽”的,有翻阅史料查证的,更有郑重撰文辨析的。大家讨论并有定论的焦点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是否曾向蒋介石面陈河南灾情?影片中有李培基亲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灾情的情节,该情节的设置大概基于冯玉祥1947年在其回忆录《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里的记载:“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地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地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但是,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当年真的曾向蒋介石面陈灾情吗?依据其他相关史料我们得知,事实上,在中央推派张溥泉、张厉生于1942年秋前往河南调查灾情之前,作为河南省主席的李培基所做的事一直是试图瞒报灾情。这位于1942年1月20日新近就职的省政府主席,为不负蒋委员长对其在粮政方面的信任和期望,即使面对任上已经出现的灾情,仍坚持不向中央报灾请求减免粮食征购。据时任河南省民政厅厅长的杨一峰晚年的一段回忆,在1942年秋他曾由河南省赈济会推举,同刘庄甫、任兆鲁一行三人,代表河南各界前往重庆报灾。“抵渝后,始知中枢因受省政府谎报灾情不重之蒙蔽,即旅渝同乡亦鲜知灾情如是之严重。”随后他们还“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返回河南后,他们“曾经质问李培基何以报告河南的收获还好?李支吾以对。”可见,事实上李培基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而影片中所出现的相关情节显然属于杜撰。 其次,《大公报》是否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被停刊三天?影片中设置了蒋介石读了《大公报》有关河南灾荒的报道以及主编王芸生的社论《看重庆,念中原》而震怒,遂令其停刊整顿的情节,导演似乎在向观众传递这样一个信息:国民政府压制舆论、封锁消息,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事实果真如此吗?据1942年12月7日辞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在《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后的第二天,即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所披露,该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也就是说,《大公报》被停刊并非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因为指责政府限价不力。事实上,当时报刊登载灾荒的报道并不犯禁。据谌旭彬统计,在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前的半年时间里,重庆的《新华日报》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而以1942年12月的报道为最多。就是《大公报》被停刊之前及之后,它对河南灾荒的报道也同样从未中断。如1942年12月28日刊载的《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1943年2月3日刊载的《豫灾实录》,而王芸生也曾为该报道配发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在《大公报》接受处罚后,它实际上仍有河南灾荒的报道,如该年6月20日就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再次,蒋介石是否是在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才被迫开始救灾?影片以一个外国记者的眼光透视出了普通百姓的灾难深重以及政府官员的麻木不仁,具有很强的对比反讽意味。作为艺术创作,这并无不可,但作为历史勾画,却又值得商榷。客观上看,国民政府难道真是迫于白修德发表于1943年3月22日的美国《时代》周刊上的关于河南饥荒的报道所引起的国际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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