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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台湾中西文化论战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再认识 　　内容摘要：文章着眼于台湾上世纪50—60年代的文化转型时期的思想与文化思潮，重点关注“中西文化论战”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试图梳理、辨析当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发生碰撞时社会所做出的文化价值选择。 关键词：中西文化论战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文化价值选择 对于台湾50—60年代发生的文化转型、文化价值取向流变这一过程，我们可以理出这样一条脉络：传统文化主流→对传统文化进行反叛、颠覆，形成一种“全盘西化”的观点→中西文化论战：胡秋原等“反西化”一方与胡适、李敖等“全盘西化”一方进行论战→论战偏移后的结果→对国民党当局产生负面影响→“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提倡（当然，这个运动的发生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 将这条时间，因果、逻辑链子作为一个整体来探究，其中有两处十分值得我们注意，即“中西文化论战”与“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理清这二者的意义，对于文化价值取向选择这一问题的解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西文化论战”的时限界定有两个特殊性的标志，1961年11月16日胡适的一篇文章《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登载在《文星》杂志上，此为开始。1965年12月国民党当局封闭了《文星》杂志，此为结束。 在历时四年的文化论战中形成了两个主要派别，其一为以胡适、李敖等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其二为以胡秋原等为代表的“反西化派”。当下的专家、学者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评述、态度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点：第一，“全盘西化”这一概念本身、内部逻辑值得商榷，是否能在当时台湾生根发芽则更值得怀疑；第二，对胡秋原等的观点比较赞同，认为它具有合理性；第三，对初期论战所产生的成果持肯定态度，对后期论战发生偏移则感到惋惜，论战可能产生的进一步积极影响在相互对骂、相互攻击中夭折。 第一点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首先是态度上的偏执。“全盘西化”本身就是一种十分绝对且不留余地的态度，如茅家琦所言：“持全盘西化观点的人，把中国传统文化看得一无是处，认为中国文化的任何特质都没有生存的余地，只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不问其是否合理，一概排斥；反之，对于西方文化，则不问其优劣，一概全盘接受。这是一种看待文化问题十分浮面的极端片面化认识。”“这种从根本上无视文化的民族性，忽视文化的继承关系，是有可能走到极端的。”在关于态度这一方面，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是不合理的。 其次是认为“西化”这一概念并不明晰。“所谓西化，内涵与外延相当不确定，在不同时期的定义和标准不一，由此出现时间和空间的跨度很大，到底何为真正的西？”茅家琦也作了类似的怀疑——“西化的具体涵义是什么？西方文化是一种类型抑或是几种类型？其间有何联系与区别？”与“西化”相关的各个方面都显得比较模糊。 再次是认为文化之“化”与“移植”并不能成立。崔永东认为：“李敖的全盘西化论，其理论错误在于他坚持的文化有机论，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做任何选择取舍，而忽略了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即部分与整体没有合适的区分，分析与综合没有恰当的运用。同时，文化的移植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成立的，如谢剑之言：“文化为一完全整体是对的，但在文化移植方面却没有完全整体的移植，因为文化是一种持续体（continuum），想一刀完全切断某一文化传统，并移植另一文化的整体，实属不可能之事，唯有具备魄力与耐心，通过民族色彩，使大规模的西方文物制度和中国优良传统相整合（integration，但非折衷），才能致事半功倍之效。”再者，文化的全盘移植，“他过分地、片面地抬高了一种文化，反而忽视了、贬低了创造文化的主体，活生生的人，结果是文化统治了人，支配了人。” 从上述的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专家、学者们对于“全盘西化”的反驳是相当深刻的，这种立场、态度也是合理的，并且，与当时胡秋原的观点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请看崔永东对胡秋原“文化超前论”的评述——“胡先生能够从传统与西化的百年门户之争中超脱出来并认识到这种门户之争的严重危害，是他的识见过人之处。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些构想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评价态度，反映了他在此类问题上的理智与冷静。”对于胡秋原的观点，我们将在后文进行介绍，与“全盘西化论”比较起来，它显得更加现实、理性。 文化论战，尤其是两种相对立的文化之间的论战，它本身的目的应当是寻求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取向，追求“西化”——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西之优越处，西之合理处，其二，传统之劣势，传统之弊端与不足；同样“反西化”——它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西之劣势与弊端，传统之优越与精华。经过论战，西化、传统，它们的优势与劣势，好与不好，适宜与不适宜，都将较为清晰地呈现，这样，学习什么继承什么，否定什么抛弃什么，都将得到一个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