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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发展思路 张登本 中医理论是《内经》、《难经》以及历代医学家在不断实践基础上升华总结而成的，由于自身存在一些弱势而影响其发展的速度，只有所有从事中医事业的群体，能认真地对待本学科自身的弱势，以实践和临床研究为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不断地汲取和运用创新性思维，才能使中医学得到较快的发展。 一 合理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及其评价体系 我们并不反对运用现代实验研究方法对中医的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因为我们学科在上世纪80年代至今，也一直运用现代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了一系列中医理论的探讨，如“肾开窍于耳”、“肾主骨”、“脾为之卫”、“抽马血建立脾虚动物模型”、“肺合大肠”等，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发现，在创新性思维的指导下，借用现代的实验研究方法不失为研究中医理论的有效途径，但如何在重视中医理论前提的指导下，进行科研设计；如何将实验的各项数据和检测结果，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准确地解释和评价实验所验证的相关中医理论。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和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 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此处仅以三个实例说明之。例一，某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课题、省级自然基础科学基金研究课题，其研究论文发表在《中医杂志》2006年第一期，课题是通过左归丸干预动物骨髓干细胞，达到使切除部分肝脏的肝细胞再生的实验研究，最后得出了揭示“肝肾同源”理论的科学内涵，以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肾生骨髓，骨髓生肝”的结论是正确。《内经》这一观点的正确性毋庸置疑，问题是这个实验本身仅仅通过左归丸对骨髓干细胞的干预，观察实验动物模型被切除的肝细胞的再生情况，就得出了如此结论，其设计是有缺陷的。一是此实验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西医的解剖概念）的影响；二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三是没有研究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肝细胞的影响；四是没有观察左归丸对肾脏细胞→骨髓干细胞的干预→心、肺、脾、胃、大小肠、脑等脏器细胞的影响，也就是说没有设立相关实验的对照组。在上述这些关键性实验未完成的情形下就得出“肾生骨髓，骨髓生肝”是正确的，并进一步推论此是“肝肾同源”理论科学内涵的结论，很显然有失偏颇。因为中医藏象理论中的肝、骨髓尽管涵盖了西医解剖学中的肝脏和骨髓干细胞，但解剖学中的肝脏和细胞学中的骨髓干细胞决不完全等同于藏象理论中的肝和骨髓。该研究的结果仅能说明左归丸可以改善模型动物的肝细胞再生，但是无法∕并且不可能完全揭示“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因为在“肝肾同源”理论背景下发生的“肝肾阴虚，水不涵木”所致的肝阳上亢证，进而发展为肝风内动证的机理，这决不可能用干预骨髓干细胞改善肝细胞再生的结论去解释。既然如此，揭示了“肝肾同源”科学内涵又是从何说起呢？综上所见，这一课题存在的问题：一是混淆了中西医学评价体系的差异；二是混淆了解剖学知识在中西医理论构建中的差异；三是混淆了中西医理论中解剖学概念的差异；四是仅通过“左归丸对MSG—肝细胞再生—大鼠肝再生的影响”的实验研究，就得出这一研究揭示了“肝肾同源”的科学内涵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 例二，“肺合大肠”理论的研究。在天津有关“肺与大肠相合”实验模型的基础上，也有人循此思路，通过药物中毒引起大鼠结肠炎的模型，观察模型大鼠肺脏相关免疫物质的变化，以期从免疫学角度进一步证实“肺合大肠”理论的正确性，试图从免疫学角度揭示这一理论发生的机理。但是实验的结果却是阴性的，并未出现阳性的结果。课题组在排除了实验技术操作可能造成失误的原因之后，认为之所以会有如此结果，是因为用西医学实验室方法来研究中医理论（尤其是基础性的理论）的思路存在问题。“肺合大肠”理论的构建是在多因素综合作用下发生的，其中有解剖学因素、经脉的络属、生理机能的相互配合、病理变化的相互影响等，更重要是受阴阳、五行、气化等哲学背景的影响。该课题仅以这五者中的一、两个因素为出发点进行造模，即或取得阳性结果，也必然和出现阴性结果一样，对揭示“肺合大肠”理论的机理徒劳无益、毫无意义。同样也陷入了用西医学的实验研究思路来研究中医学的相关理论、用西医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来评价中医相关知识的误区之中。 例三，糖尿病动物模型的研究。我们看到几个新药开发后的总结报告论文及某军医大学发表的国家自然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文中都运用了国内成熟的糖尿病动物造模方法，即用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损害胰岛细胞，使胰岛素释放减少，血糖升高，由此模拟临床糖尿病患者，然后用中药干预，得出某种结论，开发出某种新药。从报道的论文中发现，课题研究者认为四氧嘧啶或腺嘌呤所造的动物模型模拟了“Ⅰ型”或“Ⅱ型”糖尿病，因此得出了实验中所使用的中药可用于临床Ⅰ型或Ⅱ型糖尿病患者临床治疗的结论。此研究亦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临床医生都明白，糖尿病临床分为Ⅰ型、Ⅱ型、其他类型三种，“其他类型”中还有6种亚型，四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