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法治论丛第20卷第5期法学论坛-北大法意.docVIP

社会转型中的中国女性与家庭 作者：范 愉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出处：2005年9月法治论丛第20卷第5期 内容摘要：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中国女性的地位和权益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提高。当前社会转型时期，女性问题日益突出，包括：1)有关女性权利的法律保护和调整需求增加；2)涉及婚姻家庭的诉讼案件增长迅速；3)新型的法律纠纷和诉讼案件不断出现；4)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社会分化，导致女性权益保护及女性地位事实上不平等更加突出。本文提出的应对策略是：1)女性观念及组织方式的转变；2)婚姻家庭立法的修改完善；3)婚姻家庭纠纷解决机制和法律的改革；4)传统与道德的重申；5)发展经济、教育，建立完善社会保障机制。 关键词：中国女性;家庭;会转型 中图分类号：D4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25(2005)05—041—07 正文： 一、女性与家庭的问题意识及其现代性 第一个问题意识是，女性与家庭问题是中国乃至东亚各国法律传统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中国古代社会中女性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家庭的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就整体而言，由于家庭是社会的核心和基本单位，女性与家庭连为一体，其权利和利益依附于与其关系最为密切的家庭成员(父亲，丈夫或儿子)，本质上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女性地位和权利基本上为家庭所吸收，而没有自己独立的法律地位和基本权利，包括财产权、人身权和人格权。然而，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从来没有“女权”传统的国家，历史上却存在着从武则天到慈禧太后等女性最高统治者，留名于青史的女性也并非绝无仅有。①这说明事实远比理论概括复杂，在女性与家庭的关系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1．尽管女性在家庭中没有独立的地位，所谓“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但同时“以孝治天下”的传统也在维系着母亲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女性出嫁后也仍然可以继续保留父姓，以示父权和血缘的重要。 2．尽管妻妾成群的现象昭示一夫多妻似乎是一种合法的状态，但法律上却始终坚持一夫一妻制，并对以妻当妾或以妾当妻等行为加以严格的禁止和处罚，从而确认并保护着妻子在家庭中的权利。 3．尽管女性的权利很少提上法律议程，但法律及司法实践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处于弱势的女性实在的保护或救济。例如，休妻通常是夫家的特权，但法律也明确附加以“七出三不去”的条件，对休妻进行人性化的限制，等等。此外，原则上女性不具有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但事实上，在一些涉及其生存的立嗣、继承和财产分割问题上，女性也可以参加诉讼或委托代理人主张自己的权利，并可能获得一定的救济。 这些现象深刻地表明，中国从古至今，立法的表达与司法或纠纷解决的实践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在女性与家庭的问题上亦然。②不言而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女性对家庭的依附关系具有历史上的合理性，家庭成员内部也形成了相对合理的分工和权利义务关系。而且，在以家族和宗族为核心的社会结构中，即使是作为家庭成员的男性个体，其独立地位也非常有限，而家长在享有一定特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对家庭成员的连带责任。 第二个问题意识是，在中国乃至东亚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有关女性、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是保留传统最多的部分。日本、韩国的法律如此，清末法制改革以来民法亲属编的制定编纂也是如此。由于中西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清末法制改革时期，民法亲属部分在法律继受中显得极为艰难，而刑律中所设立的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各种罪名和刑罚，也体现出新旧法律传统在这一领域中遇到的激烈冲突。 第三个问题意识是，在女性家庭的社会调整中，是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包括习惯、礼俗、道德等)二元化格局表现最为明显的领域。在古代社会，国家法律对家庭、家族的介入与民间的高度自治构成了明确的分工与协调，这一领域主要依据民间社会规范进行调整。在现代法制建立之后，国家法与民间社会生活秩序及规则之间的差距则更加凸现。1930年代，民国政府通过《民法亲属编立法原则》和《民法亲属编》正式确立了现代家庭制度，由此也改变了中国女性的法律地位。然而，法律地位的改变与权利的实现并不完全一致，有时实践的结果甚至可能与立法本意背道而驰。黄宗智教授根据实证分析指出：“清代法律对待妇女的构造实际上起到了在有些方面保护和强化她们的作用(但也同时向她们强加一些无理期望)。刚好相反，国民党法律坚持妇女乃完全独立的、积极的自主体实际上起了取消清代法律对她们的一些保护的作用”。③ 女性与婚姻家庭问题始终是国民政府面临的最为棘手的社会问题之一，且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1928年7月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布的《改良婚姻制度令》称：“我国婚姻制度积弊滋深、婚资费用日益增高，影响所及，危害甚大。……若不设法救济，恐招反动分子之煽惑，贻社会无穷之纷扰。”并特别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