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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马基雅弗利政治伦理基础 　　摘要：马基雅弗利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性恶论”者，然而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有待于我们基于现实的角度进行进一步考量。实际上，马基雅弗利认为人性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无所谓善恶，而恰恰是人的行为的目的决定了手段的好坏；正是基于这样的伦理基础，马基雅维利才提出了相应的权力政治思想。 关键词：马基雅弗利；人性伦理；权力政治 一、马基雅弗利是“人性本恶”的主张者吗 一直以来，马基雅弗利这个名字往往与“人性本恶”“性恶论者”联系到一起。施特劳斯认为马基雅弗利是一个“邪恶”的人，”他的学说是恶魔的学说，他本人是一个魔鬼。”马基雅弗利讴歌一种“不择手段、背信弃义”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然而“马基雅维里确实并不是表达类似上述观点的第一人。这种观点属于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它们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但是，马基雅维里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哲学家，不惜将自己的名字，同跟社会政治生活本身一样年代久远的任何一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公然联系起来，以至于他的名字被人普遍使用，作为这种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的代名词。他恶名昭著，成为政治思想与政治行为中弃义悖理、不择手段的经典化身。”在施特劳斯看来，马基雅弗利虽然不是这种“恶魔”政治思想的创始人，但是绝对堪称“集大成者”。与施特劳斯一样，许多人都认定马基雅弗利是个主张“性本恶”者，然而，马基雅弗利确实说过，人的本性是恶的，但是却从未声称自己是个“性本恶”者。 然而，马氏在谈论人性的问题时，往往是在特定的情境所发的议论。以《君主论》为例，他曾这样说道，“如果信守承诺反而于己不利，或者原来使他做出承诺时的理由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一位精明的统治者就不能、也不应信守诺言。假如所有人都与人为善，那么这则格言也就不足为训。但是，由于人性丑恶，并不对你守信，所以你也不必对他们守信。君主总是不乏正当理由来粉饰他的背信弃义。”显然，马基雅弗利以人性的丑恶为理由把君主的背信弃义正当化。也就是说，既然人性是丑恶的，随时都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背叛君主，那么君主也没有必要完全信守承诺。这句话很容易让人误解———似乎马基雅弗利已经对人性彻底绝望。但是，当我们反复追究其在说这段话时的具体情境，这个结论未免欠缺考量。首先，马基雅弗利谈论的问题是“君主应当如何守信”，而不是“君主应该背信弃义”，既然是“如何守信”，也就关涉的是个“方法”问题，并且这个方法是关于“如何守信”的方法。其次，在谈论“君主应该如何守信”的问题时，马氏开篇就先表明，“任何人都知道，君主如能坚守信义、开诚布公、不搞阴谋诡计，那将是如何值得赞美的！”实际上，马基雅弗利在多处讨论某个话题时都是先表明类似的观点，在论及君主的残暴和仁慈的运用时开篇即讲“我认为，每一位君主都希望被人认为仁慈宽厚而不是残暴无情。”在论及君主如何把握慷慨与吝啬的问题时也是开始就说“我认为，被人视作慷慨是好的。”这绝不是偶然，一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马氏之所以这样表达有衬托自己独到的见解之嫌，毕竟《君主论》是一封精心打造的求职信。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阐述足够引起我们的注意，马氏并不是不赞同君主应当开诚布公、信守承诺、仁慈宽厚、慷慨为善等，只是通常人民认为的这些君主应该具备的美德难以在当今的时代得以贯彻。“然而这个时代的经验却表明，那些曾经建功立业的君主们极少守信，他们懂得如何玩弄诡计，把人们搞得晕头转向，最终击败那些立身城市的人们。”仔细品味马基雅弗利的这句转折话语，君主本应当信守承诺，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君主信守承诺就能稳坐江山的时代，其中渗透的“无奈”在我们了解了马基雅弗利所处的时代和社会之后就更加明晰了。马氏生活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弗洛伦萨，当时的意大利处于内外交困的危急时刻，作为外交使臣的马基雅弗利往来于各国之间，十年的辛苦游历和纵横捭阖让他了解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苟合，见证了政治中各种邪恶的交易、妥协、背叛和虚伪。然而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更是使其在理论上形成了如此观点———如果君主不采取相应的手段维护自身的利益，即使这种手段是邪恶的，其他人就会取而代之。正如他告诫君主的那样：“必须明白：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君，不能践行所谓好人应做的所有事情，因为他为了保证位子，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背离人道、违反信仰。”他的邪恶与其说是一种灵活圆滑，倒不如是出自一种无奈，“只要可能，他（君主）还是不要背离正道，但是如果需要，他就要懂得去搞歪门邪道。”就像麦金太尔所言，“我们还可以从马基雅弗利所明确阐述的学说和他本人所作所为那里得到一个教益，在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所有的道德问题都可在社会所共有的准则的背景条件中提出；而在社会秩序不稳定的时期，这些准则本身便会受到质疑，并会受到人类欲望和需要这一标准的检验。”很多人认为《君主论》就是教君主如何“邪恶”的工具书，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