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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水平调节人口出生率可行性实证探究 　　摘 要：对我国而言，是否可以依赖社会保障水平来调整人口出生率，以及如何应用社会保障水平来调整人口出生率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利用1989—2010年我国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的数据，应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社会保障水平是人口出生率格兰杰原因判断；结合此判断，建立了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模型显示社会保障水平提升可有效降低人口出生率，并且在社会保障水平不变前提下，人口出生率将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人口出生率 中图分类号：F840. 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 一、引 言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 18远低于2. 10的生育替代率，计生政策的调整再次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十八大之前，民众的“2015年放开生育二胎”的呼声高涨，激烈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葛延风等[1]认为人口红利加速消失、老龄化加速以及未来可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将成为新的重大挑战。建议尽快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可考虑全面放开二胎。否则，越晚越被动。潘洁[2]认为是百害而无一利：放开二胎，多出来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负担。其担心人口二次膨胀，不能重蹈历史覆辙，此乃国家大忌；一方面是民众所愿，另一方面是国家大忌。十八大报告虽然明确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但也强调要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政府作为人口发展方针的制定者，人口管理者，若其采用宏观调控政策，既能消除“人口二次膨胀的顾虑”，又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实现“民众所愿”，转国家大忌为国家大计，该政策将可称为完善政策。 欠发达国家的“越穷越生，越生越穷”与部分发达国家的“鼓励生，不生；奖励生，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有其决定性原因。“越穷越生”是安全的需求使其然，“不生，不愿生，不需要生”，是为自我个人价值的实现；基本的需求和高层次的需求，正如人口转变论 人口转变论指出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出生率和死亡率最终必然要发生从高到低的转变，人口迟早要达到零增长以致负增长，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一种必然趋势，是对人口所发生变化的一个简单总结，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所述人口发展过程不是一个独立的自行运动的过程，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有密切关系。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给国民不同方面的多重影响，但是影响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水平作为衡量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与社会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发达国家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主体制度和欠发达国家“养儿防老”的个人保障主体制度，对生育意愿和需求有不同影响。 二、文献回顾 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国内外的研究处于不同阶段。 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总体较早，研究内容比较集中，较早的可追溯到人口转变论，创始人为法国人口学家兰德里，他最先分阶段论述人口转变，认为人口理论的中心任务是阐明和领会“人口转变”，他把生产力看做是人口转变过程的主要因素。而生产力和社会保障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由此可见人口转变论可作为社会保障水平和出生率研究的奠基石。 国外对人口发展速度的衡量更多采用出生率指标，关于社会保障水平和人口出生率关系研究中影响比较大的不是很多，考虑到人口出生率和生育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生育率文献同样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在二者关系研究中，BB模型 BB模型源于Barro和Becker[3]，其模型显示父母生育孩子因为他们把孩子当作是他们自己生命的延续。和BJ模型 BJ模型是Boldrin和Jones[4]所提出，其研究表明父母生育子女因为子女关心年迈父母的生活质量，因此会给父母老年生活提供经济帮助。引起了较多学者关注。BB模型显示政府所提供的养老金对生育率的影响很小，这与大部分的实证结果不一致；而BJ模型研究表明在欧美国家养老金对生育率影响占据高达55%—65%的比例。在此前后，也有较多学者研究二者之间关系，Hohm等[5] 与Cigno等[6]都得到了一致结论：社会保障项目增多可以降低人口出生率。 社会保障水平研究在我国经历了从理论基础研究到理论应用研究的过程。穆怀中[7]根据人口结构理论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研究出了社会保障水平测定模型，并分析了社会保障水平曲线，其研究奠定了社会保障水平研究的基础。近年来社会保障水平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保障水平适度性方面[8]；人口出生率文献主要集中在人口出生率影响因素研究方面[9]。然而在社会保障水平或制度与人口出生率或生育率之间研究较少，当然，这与一个国家所处人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