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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和合作: 超越对立视角 　　竞争与合作构成了企业经营策略的主体，也受到了战略管理研究人员的广泛关注。然而，一般观念认为，竞争与合作是互不相容的，构成一种对立（paradox）。由于商业互动日趋复杂，处理对立与策略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竞争与合作，如同水和油一样，无法融合到一起吗？ 在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的跨文化研究中，他将中国人归类为崇尚集体主义，且权力距离指数较高的族群。同时，中国企业家和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从本质上来说，又是个人主义的。类似的对立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例如，全球化主义与地方化主义、效率与效果、交易与关系、以及集中化与分权化等），而如何化解这些对立，一直是哲学及组织问题的核心。由于商业互动日趋复杂，战略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类情况，并且认为，“最优秀的公司已经学会如何管理这些对立事件”。然而，大多数管理者们还是倾向于用“二选一”的思维方式处理对立事件。 竞争与合作两大策略是厂商经营策略的主轴，因此，竞争与合作这一对立问题对企业经营决策者和战略研究学者都是核心命题。内勒巴夫（B. J. Nalebuff）和布兰登勃格（A. M. Brandenburger）在其1996年的著作中强调“竞合（co-opetition，由网威公司创始人雷·努尔达（Ray Noorda）创造）”观念，而一些大型企业也与竞争对手签订协议，争取合作共赢。我们可以用超越对立（transparadox）的视角去理解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不必只做“二选一”的策略。 理解对立的三种思路 对立源自于希腊文的para（指超越或相反）及doxa（指意见），其涵义已经逐渐引申为暗示超越合理性或逻辑性的状况或关系。西方文化倾向于将对立解释为两个独立甚至敌对的个体；由于呈现着明显的相反状态，竞争与合作便成为显著的一个对立性组织现象。东方哲学中的中庸思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与西方分析思维互补，鼓励超越对立思维。超越对立的观念并非统一或综合，而是意味着包容范式的差异性、相似度以及交互关系。 西方思维与研究 西方组织研究已经增加了对对立问题的分析及其在经营领域的应用。刘易斯（Lewis，2000）强调，若想创造管理及组织科学的重大突破，理论家必需寻求一些方法来处理人类及组织固有的一些对立矛盾等问题。莫尼加恩（Murnighan）与康伦（Conlon）的一项实证研究（研究中的组织为管弦四重奏乐团）发现，愈成功的组织，愈不会公开讨论对立的问题，他们只会以含蓄的方式来体认这种固有的矛盾现象。其他学者的研究包括，将对立问题进行时间、空间上的分割，发现对立在冲突性之外还有相互关联性，等等。 尽管如此，管理及组织研究领域大都仍把对立理解为“二选一”的问题，也就是说，对立所包含的两种事物被认为是相互独立的，并且在一个特定时间或情况下，两者仅有一个能够运作。刘易斯（Lewis，2000）这样解释这种现象：当人类尝试去解释愈来愈复杂、模糊、不断改变的世界时，往往会忽视复杂的互动关系，做出“二选一”的极端选择。根据亚里士多德、笛卡尔、牛顿的哲学，正式逻辑需要将现象切割为更小的、截然不同的片段，从而进行语法分析。这种逻辑架构在“二选一”的思维方式中，无法将对立的复杂状况融会贯通。 东方中庸之道 一项关于各国文化解决矛盾冲突方式的研究（Peng Nisbett ，1999）发现，美国的参与者在面对两种显著对立的论点时，会出现极端的观点，然而华人则倾向于同时接受两种论点。作者对此结果的解释认为，中国人在处理矛盾或冲突的情况时，倾向采取妥协或折衷的办法；相反的，源自于亚里士多德学派逻辑的西方思想，在面临选择时，通常会出现极端的对立论述。纽曼（Newman，1995）认为：“西方文化的长处之一，就是其分析能力；相对而言，中国式思想的优点之一，就是将不同事物予以整合。西方人对于商业活动之研究，整合行动的分析较少，因此，西方世界对于整合议题，仍有极大的改善空间。” 相对于将整体事物拆散成为个体的分析思维，中国人则是采取整合性的思考模式，评估所有事物的关联性，包括社会、经济、及生物等层面。中庸之道是强调整体性的一种动态观念，寻求事物的和解与包容，特别是平衡对立的趋势；中庸之道的另一面是对立，著名的“阴阳图形”最能够贴切描述这一点。一些常用的汉语词汇也能体现这种“两者皆可”的观点，比如内外、矛盾、多少、古今、存亡、危机，等等。 超越对立视角 已有研究把竞争与合作的交互关系分为三类：竞合（co-opetition studies，内勒巴夫和布兰登勃格将竞合定义为“无须扼杀对立者的竞争，以及无需忽略自身利益之合作”）、竞争导向的合作（competition-oriented cooperation，如合资企业或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