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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云腾:进一步推进司法改革 　　2013年1月24日，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在北京市东交民巷27号院内的办公室里接受《财经》记者专访。除司法调解制度、法院考核体系和司法公开改革等方面外（参见《财经》2013年第6期“胡云腾：凡事按照司法规律来办”），胡云腾还就修订刑事诉讼法、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等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这两项改革，是过去五年内法治改革领域最引人瞩目的成就。 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认为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地方做到了，有的地方没做到；有些案子做到了，有些案子没做到；有些案子可能存在的问题还比较严重。 胡云腾认为，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要保证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说明中央已经注意到法院未能完全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问题。解决之道，无外乎进一步深化司法改革。 刑诉修法内外 《财经》：此次刑诉法大修，立法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不过仍有不少批评，包括说这次修法是在“倒退”，还出现“被73条”这样的新词汇。但在司法实务界，对修法的评价则比较正面，认为有很大的进步。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胡云腾：最高法院刑诉法修改小组及我所在的研究室，对刑诉法修改完善做了不少工作；立法机关也采纳了我们很多建议。我熟悉的一些刑诉法教授，对这次修法评价还是比较高的。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可能认为有“不过瘾”“不到位”的地方，但总体上还是肯定的。从法院的角度看，这次修法是成功的，当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因为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看待一个法律的修改有无进步，应该有以下标准：第一，是否解决了司法实践的难题？第二，对于司法公权力的行使是否作了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第三，是否加强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障？ 这次修改，从法院角度讲，解决了很多难题；从司法权力的行使来讲，规范和制约更加明确；从当事人的权利来讲，对被告人的权利和被害人的权利都加强了保护。怎么能说没有进步甚至说倒退呢？ 当然，评价立法进步的标准，还得结合实践操作，应当由实践和科学来评判。今年1月初，就有两位律师打电话对我说“感受到修法的好处了”。因为现在去会见犯罪嫌疑人，拿“三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就行了，也没有人在旁边监听。 说没有进步的人，可能不懂国情，也不一定清楚国际上的法治发展历程，仅仅拿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诉讼制度来评价。其中一些制度我也觉得挺好，我们确实也没做到，但人家那是长期形成的，不一定能适合我们。我们必须从自己的现实出发，一点点进步。 《财经》：你刚才提到从法院角度来看，此次修法还有些问题没解决，具体是指什么？ 胡云腾：法院提出的建议包括，应当把量刑程序规定得更明确一些，但现在只有一句话（即第193条：法庭审理过程中，对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都应当进行调查、辩论）。另外，我们也建议把庭前程序写得具体一些。 对于伤情鉴定等在法院审理期间才提起的司法鉴定，我们也认为不应当计入审限，但是，除原来的精神病鉴定以外，其他的司法鉴定包括一些专业鉴定，都没有扣除审限。对于简易程序可能判处三年以上的都要由合议庭审判，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规定，但也没采纳。 立法机关不采纳当然有其理由。立法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应该慢慢来，先把好的东西实施到位，一步跨得太大，也许反而到不了位。 《财经》：包括陈光中教授在内的部分学者，对新刑诉法的不满包括侦查权的扩大，尤其是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条款。近年来有不少滥用技术侦查的例子，如重庆的王立军，以及山西省公安厅原副厅长、太原公安局长李亚力，都有把技术侦查作为私人工具的迹象。是否应该对这点加强约束和制约？ 胡云腾：我的看法有些不同。王立军也好，李亚力也罢，他们的行为都发生在新刑诉法实施之前。现在，技术侦查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不允许，王立军不也用了？实际上司法实践已经在用了，刑诉法这次列入规定，反而是一种规范；如果不规定，反而可以乱用甚至滥用。 正式规定之后，公安机关可以再制定具体规范把这个权力予以明确——也就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公安机关先搞个程序，按照程序操作，然后慢慢总结经验，上升为法律。立法需要这个过程，不要怕最初的条文太原则化。其实，新刑诉法里新规定的几个新程序都很原则化，通过司法解释可以将其规范化。规范得行不行，靠实践检验。有问题怎么办？总结经验。对所有的刑事诉讼制度都应该采取这样的思路。 如果在刑事审判过程中，法院发现公安机关的技术侦查有不规范的地方，也可以提司法建议，或者发文提醒公安机关加以改进。 《财经》：最高法院有刑诉法的司法解释，同时公安部和最高检察院也有各自的司法解释。三者是如何分工协调的？如果有冲突，又是怎样一个裁决机制？ 胡云腾：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有关机关早就考虑了。其实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