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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侵权责任方式之间内在体系 　　摘要：《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八种最主要的侵权责任承担方式，而这些责任可以根据其功能上的不同分为防御型责任和补救型责任，两者各自独立，互不影响，构成了民事权益保护的并行轨道。但在补救型责任内部，又可以分为金钱责任（赔偿损失）和非金钱责任（返还财产、恢复原状、赔礼道歉和消除影响）两种方式，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互替代性。基于民事责任的救济性，债权人在责任承担的方式上虽有一定选择权，但亦受经济合理性的限制。 关键词：侵权责任；防御请求权；金钱赔偿；回复原状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2?0079?07 1986年《民法通则》中设“民事责任”专章，由此确立了我国民事立法体系中“民事权利——民事义务——民事责任”的建构模式。这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侵权责任法》脱离传统“侵权行为法”的思路，成为集各种民事权益保护措施于一身的“民事权益保护大法”。这样“大而全”的规定固然有利于扩大字面上的民事权益保护方式，同时也为法官灵活运用法律开了方便之门，但其缺点在于各种责任方式之间的关系模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本文的目的在于探析各种责任方式之间的内在关联，明确各种责任的保护功能及其适用范围。 一、侵权责任的具体内容 《侵权责任法》第15条规定了八种主要的侵权责任方式：“（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碍；（三）消除危险；（四）返还财产；（五）恢复原状；（六）赔偿损失；（七）赔礼道歉；（八）消除影响、恢复名誉。” 其中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三种责任方式的目的在于保护物权及其他绝对权免受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的侵害，维持绝对权的圆满支配性，属于传统的物上请求权的范畴，其效力基础在于绝对权的排他性。《侵权责任法》制定之时，对于这三种责任形式的性质如何界定以及是否应规定于该法的问题曾引发热烈而长久的讨论。①《侵权责任法》最终将其纳入，并在第21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这就说明这三种责任方式与其他的侵权责任方式有一个关键区别，即不以过错为归责要件，只要危及到“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即可适用，其重要性在于扩展了绝对权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将防御效力直接适用至所有合法权益的保护层面。 另需注意的是停止侵害和排除妨害之间的关系问题。尽管现实情况是大多数时候适用停止侵害和排除妨碍都可以对原告加以救济，而原告在起诉时往往同时提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故而在司法上细致区分没有实际意义。[1]但学术研究上必须对两者的概念界定和逻辑关联细致把握，明了其区分没有实际意义的原因究竟是立法上的“叠床架屋”还是适用上的“三豕涉河”。通说认为，停止侵害是指受害人请求法院责令加害人停止其仍在继续中的侵害他人权益的行为；而排除妨碍是指侵权人的行为影响到被害人人身或财产权利的正当行使，受害人请求加害人排除妨碍以回复其权利的正当行使状态。故排除妨碍是从权利行使的角度考虑的，针对的是妨碍人身、财产权利行使和享有的行为或者状态。停止侵害针对的是持续中的侵害行为。[2?5]然而这一界定纯属逻辑推演，即不能说明其区别意义，又根本无法从法律适用上区分其适用范围，因为对权利的保护和对侵害的排除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不过观察角度不同。温世扬和刘士国先生就都认为停止侵害不是独立的责任方式，“妨碍”和“侵害”所针对的对象虽各有侧重，但两者间不存在本质区别。[6， 7]笔者对此表示赞同，停止侵害和排除妨碍并列规定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不利于《侵权责任法》科学准确地适用。 关于“返还财产”，通说认为即“返还原物”，财产的所有人、合法占有人和使用人都可以向无权占有人提起。[2， 3， 8?10]然而这样一来，这里作为侵权责任的 “返还财产”与物权法上的“原物返还”（《物权法》第34条）就出现了体系上的评价矛盾。因为侵权责任的构成原则上以过错为归责原则，而物权请求权是基于绝对权的效力而生，被请求人是否有过错在所不问。为了消弭这一规则冲突，魏振瀛先生主张这里的“返还财产”责任等同于《物权法》第34条规定的“原物返还”责任，不以过错为要件。[3]（47）笔者认为《侵权责任法》中所谓的“返还财产”与《物权法》中“返还原物”仍然有别。因为在“返还原物”中，只能由现实占有人负责；如果原物毁灭，这一责任也因失其所附而不得主张。但在“返还财产”中，不仅可以向现实占有人主张，对于任何构成侵权的人都可以主张，比如共同侵权中的非占有人又或者转移占有给第三人的转让人。即使物已经毁灭，仍可以基于返还财产要求重新购置同样品质的可替代物作为赔偿。但此时的返还财产须以过错为要件，与物权法上的“返还原物”是两个独立的请求权，两者间具有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