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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文宗修雅乐和中晚唐音乐发展 　　摘要：唐文宗修雅乐的动机不在音乐而在政治，即以此打击专权的宦官集团，这是它深受时人关注的根本原因。唐文宗修雅乐一事充分反映出中晚唐音乐发展又重新与政治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不过，其结果却是加速了音乐的俗化进程。 关键词：唐太宗的音乐思想；文宗修雅乐；宦官专权 中图分类号：J609文献标识码：A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音乐与政治是不分可离的一体关系，《礼记·乐记》：“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治乐可以达到治政的目的，《礼记·乐记》：“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是先王立乐之方也”，所以帝王建立王朝以后，首要的使命便是治乐，《礼记·乐记》：“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但到了唐代，太宗却突破了这种传统音乐观念，对乐政关系作出了新的解释。首先，唐太宗认为治政与治乐是两件事，认为政治决定音乐而非音乐决定政治，如《旧唐书》卷85《张文瓘附从弟文收》：“十一年，（张）文收表请厘正太乐，上谓侍臣曰：乐本缘人，人和则乐和。至如隋炀帝末年，天下丧乱，纵令改张音律，知其终不和谐。若使四海无事，百姓安乐，音律自然调和，不藉更改。竟不依其请”；唐代吴兢《贞观政要》卷第7《论礼乐第二十九》载其曰：“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因此他将工作的重心放在了治政而非治乐上。因此初唐雅乐建制时间极短且在音乐理论上缺少创新。唐太宗对乐政关系的独特理解使初唐的音乐较之前代能够更大程度地摆脱政治的束缚，获得了较宽松的发展环境。由于俗乐是音乐的主体，所以初唐俗乐受唐太宗音乐思想的影响能够在隋代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到了盛唐达到极度繁荣。尽管唐太宗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力很大，但传统的儒家音乐思想仍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因此后来又曾一度反复。下文就以唐文宗修雅乐一事为例进行分析。 一、文宗修雅乐旨在铲除宦官专权 文宗修雅乐一事，首次见于李珏《唐文宗皇帝谥册文》：“修雅乐而箫韶成音，戒逸游而灵囿望幸。遏外夷之教，羁縻殆绝；举中古之典，汪洋勃兴。”（《全唐文》卷720）此文旨在对文宗的一生作为进行高度地概括和赞誉，而修雅乐一事被列入其中，可见它对于文宗所具有的巨大意义。修雅乐从内容上讲，应该属于音乐史的范围，但五代人在对唐代雅乐发展史进行总结时，却没有提及此事，如王朴的《详定雅乐疏》（《全唐文》卷860）、如张昭的《详定雅乐疏》（《全唐文》卷864 ）、如王溥的《唐会要》“雅乐”条等。《旧唐书·音乐志》与《新唐书·礼乐志》基本上沿袭五代人的这种看法。 可见唐代人与五代人对文宗修雅乐一事的态度是存在着差异的，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自然与他们撰文的目的不同相关。李珏是文宗的重臣，深得文宗信任，文宗去世时留下密旨让其扶助皇太子监国，《旧唐书》卷18上《武宗》：“五年正月二日，文宗暴疾，宰相李珏、知枢密刘弘逸奉密旨，以皇太子监国。”故他是以一位政治家的眼光去审视文宗修雅乐之事的，认为其有着很高的政治意义。五代时的王朴、张昭与王溥等旨在对唐朝音乐史进行高度地总结，以便为本朝雅乐建制提供借鉴与参照，因此他们不将文宗修雅乐一事纳入到雅乐史的叙述中，是因为他们认为它并不是唐代雅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 唐五代人对文宗修雅乐一事态度的差异说明文宗修雅乐的意义不在音乐而在政治。关于这点，可以从另外两方面补充说明之。首先，参预这次修雅乐活动的乐官与乐工在“甘露之变”以后几乎都受到了宦官集团的贬杀。如太常聊王涯，《新唐书》卷179《王涯》曰：“李训败，乃及祸”、“后令狐楚见帝，从容言：向与臣并列者，既族灭矣，而露胔不藏，深可悼痛。帝恻然，诏京兆尹薛元赏葬涯等十一人，各赐袭衣。仇士良使盗窃发其冢，投骨渭水”。如太常少聊冯定，“甘露之变”后，《新唐书》卷177《冯宿附弟定》曰：“执政不悦，改太子詹事”、如乐工尉迟璋，《旧唐书》卷18上《武宗》载：“（开成五年正月）三日，仇士良收捕仙韶院副使尉迟璋杀之，屠其家”等。 其次，此次修乐虽然文宗的积极性非常高，但取得的效果却不佳，影响力也极低。此次修乐历时约六七年，仅产生《云韶法曲》与《霓裳羽衣舞曲》两首乐曲，并且它们在宫廷中被演奏的机会极少。如《云韶法曲》，《新唐书》卷22《礼乐十二》：“遇内宴乃奏。……自是臣下功高者，辄赐之”，但据笔者对唐代史料进行仔细检索发现，受此殊誉者的仅李训一人。（《旧唐书》卷17下《文宗下》）《霓裳羽衣舞曲》在宫廷中也只演奏过一次，此后便“充试进士赋题”（唐·高彦休《唐阙史》卷下），而以此题名的作品数量也不多，现存的《霓裳羽衣曲赋》只有3首，作者是沈朗、陈嘏以及阙名（《全唐文》卷741、760、9